自2012年左右中国进入了工业化后期，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新常态”，面临着经济结构变化和增长动力转换的新要求。从要素供给角度看，当前劳动力数量和资本积累对增长的贡献已经显著下降并将进一步减少，增长的新动力主要在于通过要素质量提升和优化配置提高生产率；从社会总需求角度看，进入工业化后期投资和出口对增长的贡献已难以维持在较高水平，增长的新动力主要在于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经济增长新动力的培育不是一个市场自发完成的过程，需要适应新的发展阶段，对政府行为模式进行深刻重塑，重点是从生产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通过改革建立一个统一开放、公平竞争、有助于引导和激励创新的市场体系。

　　自2011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从以前的平均10%左右下降到7%左右的水平，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新常态”。2012年左右也正好是中国从工业化中期进入到后期的转折点。工业化阶段的转变与经济发展“新常态”背后的经济规律本质上是一致的。新的发展阶段，将会带来经济结构多方面的调整，也会带来增长动力全方位的转换，经济管理体制需要适应这一转变，从而更好地培育增长新动力，促进经济结构的顺利转型。

　　工业化阶段的演变及其对制度环境的新要求

　　——2012年前后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的新阶段

　　所谓工业化是指一个经济体随着工业发展，人均收入和经济结构发生连续变化的过程，而不仅仅是工业部门本身的发展，目前一般把人均收入的增长和经济结构的转换作为工业化进程的主要标志（陈佳贵，2006年）。其中，人均GDP水平小于200美元属于前工业化时期，200美元至400美元为工业化初期，400美元至800美元处于工业化中期，800美元至1500美元作为工业化后期，超过1500美元则进入后工业化时期。

　　根据中国人均GDP水平，并参考陈佳贵提出的其他指标综合考虑，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工业化进程可以划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前工业化时期（1978年至1989年），人均GDP从不足39美元提高到接近200美元（1964年价格，按汇率和购买力平价加权平均计算）；第二阶段，工业化初期阶段（1990年至1999年），按加权平均的人均GDP大致从200美元增长到400美元；第三阶段，工业化中期阶段（2000年至2011年），加权平均人均GDP从400美元提高到900美元。

　　2012年前后是中国进入工业化后期的重要转折点。从人均GDP水平看，2012年中国人均GDP达到6276美元（现价），按汇率法折算的1964年不变价也达到688美元的水平，按汇率－购买力平价加权平均计算的人均GDP已经超过900美元。从产业结构看，2012年中国第二产业比重下降到45.0%，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首次低于服务业比重（45.5%），出现了历史上没有过的转折性变化。从主导产业的变化看，2012年以来不少重化工业产品出现了产能过剩现象，产量增长接近峰值或进入平台期，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开始转向高技术制造业和服务业。

　　——进入工业化后期，企业发展的制度环境需要相应转变

　　不同工业化阶段的主导产业有不同特征，具体而言，前工业化阶段，农业是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工业化初期，纺织服装等轻工业比重较高，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工业化中期，主导产业是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如能源、钢铁、水泥、电力等；工业化后期，主导产业是以汽车、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高加工度制造业以及生产性服务业；后工业化阶段，主导产业主要是服务业。从整个工业化进程看，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呈现出农业→纺织、服装等轻工业→能源、原材料工业（资本密集型行业）→高加工度制造业（技术密集型行业）→服务业的变化轨迹。

　　不同的主导产业要求不同的增长模式，不同增长模式要求不同的制度环境。轻工业和重化工业的特点是高度规模扩张型的，其增长模式主要是外延式扩大再生产。而高加工度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将更多依靠技术创新而不是要素驱动，或者说这些行业必然要走内涵式增长模式。不同的增长模式对制度环境的要求也不一样，比如规模扩张模式要求政府和社会能优先为企业提供足够的土地、资金和人力等资源，而内涵式扩张模式更需要一个高度开放、统一公平、竞争有序和激励创新的制度环境。

　　从供给角度看，工业化后期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主要在于效率提升

　　根据经济增长理论，在长期里生产决定消费，而生产能力扩大的根本动力在于要素投入增长和生产技术（生产效率）提升。

　　——从要素投入的角度看，中国在进入工业化后期以前资本积累和效率提高是主要的增长力量，劳动增长的贡献随着工业化推进呈下降趋势

　　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物质资本积累速度要快得多，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较大。1978年至2000年间，资本积累对增长的贡献在50%至66%之间，2000年以后，资本的贡献有进一步提高趋势，2006年至2011年，高达72.2%。

　　与此同时，劳动力数量增长对经济的贡献则呈明显减少的趋势。1978年至1989年，就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13.3%至14.2%之间，20世纪90年代在5.0%至10%之间，但2000年以后明显下降，2006年至2011年为2.3%。

　　除了资本和劳动的贡献外，生产效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很大。1978年至2011年，由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25%到40%之间，总体占了1／5以上的水平。

　　——进入工业化后期，劳动力数量增长的贡献将进一步下降，资本积累的贡献也有降低的内在要求

　　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已经进入到下降阶段，劳动力数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进一步下降甚至负增长。按照国家统计局统计，2012年中国15岁至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93727万人，比2012年末减少345万人，2013年进一步减少227万人。根据人力模型预测，“十三五”期间劳动年龄人口还将平均每年减少200万人左右。

　　增量资本产出比显著提高，投资效率严重降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下降的内在要求。虽然通过加快投资可以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但也可能带来投资效率的大幅度下降。新增资本产出比是每增加一单位GDP所需要增加的投资额，是衡量增长效率的一个直观指标。根据测算，2005年，每新增一个单位GDP，需要增加投资2.4元，2008年提升至2.9元，2009年进一步攀升至3.6元，2014年新增资本产出比已经上升到4.3元的较高水平。

　　——从要素供给角度看，工业化后期的增长新动力主要在于要素质量提升、资源优化配置和创新驱动

　　由于中国劳动力数量对增长的贡献很快将变为负值，投资也有内在下降的趋势，今后的增长新动力主要在于通过各方面措施提高生产效率。

　　一是提高人力资本质量。虽然劳动力数量将持续减少，中国的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仍有较大提高空间。通过加强职业技能教育、推进高等教育体制改革，都可以显著提高人力资本质量水平，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

　　二是通过改革促进要素优化配置。要素优化配置可以极大地提高生产率，例如HsihandKlenow（2009年）发现，如果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实现优化配置（达到美国的配置效率），那么中国制造业的TFP可以提高30%至50%。优化要素的配置可分为多个层面，在产业层面主要是推进垄断行业改革，在企业层面主要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在要素层面还要推进公共资源配置的市场化。

　　三是加强研发和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应用促进创新驱动。2014年中国研发占GDP比重提升到2.09%，但与其他国家相比仍有不少差距，2013年OECD国家平均值为2.4%，其中德国、日本、韩国和美国分别为2.9%、3.5%、4.2%和2.8%。除了研发投入以外，通过加强政府、大学、研发机构和企业在促进创新方面的分工与协作，构建良好的创新生态环境，也有利于创新发展。另外，通过应用互联网和大数据，可以大幅度提高很多行业的生产效率，近年来我国在物流、电子商务、出租车等领域已经取得明显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