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学院大学文学部教授金子修一:

　　从“国家祭祀”观察中国古代王权

　　并不仅限于历史学,在进行自己的研究时,必须明确自己在使用什么样的方法论,并且也必须认识到自己方法论的极限和缺点。

　　我现在认为皇帝即位礼仪中是没有天子即位的,而只有皇帝即位

　　吕博:《古代中国と皇帝祭祀》一书2001年出版以来,对中日两国的礼制研究者影响深远。在该书第一部《皇帝祭祀研究的意义》中,您谈到写作此书的目的,在此可否请您谈谈您是受到怎样的学术影响,来从事这一课题的?

　　金子修一:我出生于1949年5月,比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早了5个月。我对中国的动态十分关心。但大学和研究生时代,还没有可以保持相互交流的中国友人。

　　我的父亲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东京的公司工作,他的同龄男性大多具有参军的经验。我的恩师西嶋定生先生因病没有服役,但很多其他老师确有充当出征士兵的经历。战前的日本军队是皇国的军队,即以作为大元帅的天皇(昭和天皇)为统帅的军队。我们这些战后出生的世代对天皇制抱有强烈关心的人也不在少数。

　　我在小学时就对汉字很感兴趣,立志在大学学习中国相关知识,不过感觉文学研究并不适合自己,所以进入东京大学之后便下定决心专攻中国史。东大的学制是在驹场校区的教养学部学习两年后,再到本乡校区学习专业课程两年。不过到大二后半学期,就有本乡校区的专业课老师们到驹场进行入门性授课。当时我就上了西嶋定生先生开的课。我对西嶋先生再三提及的中国皇帝制与日本天皇制的比较很感兴趣,例如他说过:“研究辛亥革命的人很多,但为何日本天皇制能延续至今,而中国的皇帝制在辛亥革命后便消亡了,还没有人从这个角度做过研究。”故而到本乡校区后,我在文学部东洋史学科中选择了西嶋先生作为我的导师。

　　进入文学部学习是在1970年。当时日本代表性的学术出版社岩波书店正在陆续刊行全30卷的《岩波讲座 世界历史》,当年5月刊行的第4卷中载有西嶋先生的序言《总说》,以及单篇论文《皇帝支配的成立》。《总说》后改题为《序说——东亚世界的形成》。今日读来,这样将历史长河中的“东亚世界”理论化的研究也十分引人注

　　●受访者金子修一先生,1949年生。日本东京大学修士课程结业。历任高知大学人文学部讲师、助教授,山梨大学教育学部助教授、教授,国学院大学文学部教授。研究领域为中国古代史。著有《古代中国と皇帝祭祀》《隋唐の国際秩序と東アジア》《中国古代皇帝祭祀の研究》等。

　　●访问者吕博教授,武汉大学历史学博士,执教于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武汉大学珞珈青年学者。研究领域为隋唐礼仪实践与变迁、文书行政、吐鲁番文书。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世界宗教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

　　目。而《皇帝支配的成立》,则是解释汉代皇帝支配如何形成、确立了何种特质的论文。这在今天看来也是第一流的讨论中国皇帝制的论文。

　　论文依据从汉到唐的皇帝六玺制度(包括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认为皇帝和天子并不仅是不同的称呼,而是反映了同一君主同时具有的两个侧面。这一论述给人留下了深刻形象。西嶋氏在1975年进一步论证,汉代即位礼仪是按照天子即位——皇帝即位的顺序进行的,皇帝和天子是皇帝的两个侧面,这一点在即位礼仪中也贯彻体现出来(《汉代的即位礼仪》)。我对这篇论文印象深刻,不过我现在认为皇帝即位礼仪中是没有天子即位的,而只有皇帝即位(参见《中国古代皇帝祭祀研究》)。

　　我和西嶋先生讨论过后,在本科毕业论文中对唐代国书“起首”的形式进行分类,尝试由此把握唐王朝构建的国际秩序。最终形成了《唐代的国际文书形式》一文,发表在《史学杂志》第83编第10号(1974年)上。另一方面,也很苦恼硕士论文的选题。当时,西嶋先生的课程上在一起阅读《后汉书(续汉书)·祭祀志》,我承担了刘昭注中所引蔡邕长文《明堂·月令论》的部分,一个人在三个月的时间里一直报告这一部分。然后受到西嶋先生推荐,获得了在学生社《东亚世界中的日本古代史讲座》第9卷中执笔《中国的郊祀、宗庙、明堂及封禅》的机会(1982年出版,现收入《古代中国与皇帝祭祀》)。尽管这个课题困难重重,不过当我将这个问题展开到汉唐之间,又值我东大的一位恩师池田温先生编集的《大唐开元礼》出版,我得以顺利完成提交我的硕士论文《中国古代国家祭祀的展开》(1975年1月)。这篇论文主要以郊祀和宗庙(唐代的大祀、中祀、小祀中的大祀,基本由这两者构成)为分析对象。

　　吕:中国的年轻读者对您的学术成长经历很感兴趣。可否请您谈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金子:我的运气很好,硕士毕业后就在高知大学文理学部(后改为人文学部)找到了工作。当时的学术成果只有《唐代的国际文书形式》一篇,而我的硕士论文长达350页(每页400字的稿纸抄成),包括了几十页的年表及附录,将其中的成果一点点地发表出来成了当务之急。

　　之前提到皇帝有皇帝、天子两个侧面,我在撰写硕士论文时发现,唐代祭祀分为大祀、中祀、小祀三个层次,与祭祀祝文中自称的三个层次即“皇帝(天子)臣某”、“皇帝(天子)某”、“皇帝(天子)”是一一对应的。所以首先发表了《唐代的大祀、中祀、小祀》(《高知大学学术研究报告》第25卷人文科学第2号,1976年,经大幅增补后收入《中国古代皇帝祭祀研究》),明确提出了以上观点以及唐代皇帝祭祀由有司代行即有司摄事逐渐制度化。这就是我对皇帝祭祀基本框架的最初认识,对以后的研究起了很大作用。

　　在当时,中国大陆逐步出版的中华书局标点本二十四史尚未引入日本,我读的是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以殿本为主的正史,自然还是未经点校的本子。就这样把从《汉书》到《新唐书》的《礼仪志》一口气读了下来。在此过程中,我发现《宋书·礼仪志》中收录许多同时记载多个官员意见的尚书八座上奏文。硕士论文提交后,又加以重新整理写成了《南朝上奏文的一种形态——以〈宋书·礼仪志〉为史料》一文(1980年,以下未标明所载刊物的即为《古代中国与皇帝祭祀》所收)。如果我最初读的是标点本礼仪志,可能是发现不了此点的。所以我推荐年轻人应先读未标点的史料,再将标点本和自己的理解进行对比。

　　硕士论文明确了从汉到唐的郊祀、宗庙制度及其实态,其后整理为《中国古代皇帝祭祀的一个考察》(《史学杂志》第87编第2号,1978年)和《魏晋到隋唐的郊祀、宗庙制度》(同杂志第88编第10号,1979年)两篇论文。但唐代制度中一年间要进行好几次郊祀、宗庙祭祀,皇帝亲自参与的实例(皇帝亲祭)却少得不可思议。一开始我觉得是自己史料收集得不够,可是在大量阅读各种史料后,依然没有找到更多唐代皇帝亲祭的实例。直到1987年时,我当时工作的山梨大学因修建抗震工程,在暑假中封校,研究室和书库都不能进入了。我便将一千卷《全唐文》全部借了出来,从中探寻皇帝祭祀使人代行即有司摄事相关的史料。虽然我并未如何期待,但还是搜集到了超过200页(200字一页的稿纸)的相关史料。然后以此为基础,撰写了《唐代皇帝祭祀的亲祭与有司摄事》一文(《东洋史研究》第47卷第2号,1988年,收入《中国古代皇帝祭祀研究》),论证了唐代皇帝郊庙亲祭反而较少,有司摄事才是常态的事实。

　　但是唐代皇帝亲祭到底有何种理由才会举行?探寻这个理由就成了下个研究课题。我注意到《册府元龟》卷33《帝王部·崇祭祀》引贞观十七年(643)十一月己卯冬至南郊祭祀太宗的祝文与《旧唐书》卷37《五行志》所引遣使凉州祭祀当天的文字,有许多部分都相同。我撰写了《唐代皇帝祭祀的两个事例》一文,证明这些祭祀都与同年4月发生的李承乾太子之废及高宗被立为太子有关,贞观十七年冬至太宗南郊的亲郊,是为了安定当年四月成为皇太子的李治的地位而举行的。

　　像这样直接证明唐朝皇帝亲祭目的的史料是很稀有的。而唐代后期的皇帝亲祭之时发布大赦文的事例很多,故考虑可以从大赦文中探究亲祭的目的。幸运的是,日本出版了网罗唐代诏敕并进行编年的《唐代诏敕目录》(池田温编,财团法人东洋文库,1981年)。有赖于此,我将与唐代郊庙祭祀有关的大赦文全部阅读了一遍,并采用了最详细的史料文本。顺便一提,《唐大诏令集》所收的大赦文,与《文苑英华》所收文相比,省略末尾部分的事例很多。在如此调查了唐代所有的皇帝郊庙亲祭事例后发现,愈到唐代后半期,皇帝亲祭愈加定型化,即位翌年正月按照太清宫—太庙—南郊的顺序进行的皇帝亲祭变得越来越受重视。

　　这样一来,从汉代到隋代,皇帝亲祭又是如何进行的呢?这就是下个讨论的问题。到隋代为止的皇帝祭祀还没像唐代的有司摄事制度那样确立下来,相关史料也不如唐代那样多种多样。这个时期要像唐代那样用同样的方法论证是不行的。结果只有尽可能地收集以正史为中心的史料,对各王朝的皇帝亲祭的实态和特征进行考察,还是回归到了普通又需要耐心的办法。但其结果表明,东晋南朝的郊庙皇帝亲祭在有序地进行,可以看出东晋南朝方面将其与相对于北朝的王朝正统性的主张联系到了一起。另一方面,北朝皇帝亲祭在北魏、北齐、北周、隋各有不同,其中针对东晋南朝,也采用了中国式的皇帝祭祀,展现了北朝主张自身为正统王朝的苦心所在。又北魏道武帝虽然自称皇帝,也引入了中国式的郊天(南郊)祭祀,但同时也举行游牧民族传统的西郊祭天。而且起初采取了南郊郊天由有司代行,西郊祭天却由皇帝亲祭的办法。西郊的祭天随着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而废止,但唐代有司摄事制度的渊源当源于北魏。如上所示,南北朝皇帝亲祭的不同性格,是可以通过全面搜集具体事例来进行把握的。

　　吕:除《古代中国与皇帝祭祀》一书外,您在2006年曾出版《中国古代皇帝祭祀研究》。能否谈一下两书不同的写作目的?

　　金子:在继续撰写以上论文的期间,中国和韩国对我的论文有兴趣的研究者增加了,也有很多人询问是否出版成书。韩国庆北大学的任大熙教授曾将我的大部分论文收集起来复印了几十份,分发给了韩国希望读到论文的人。当时,出版了很多与中国相关书籍的汲古书院的三井久人先生(现汲古书院社长)也劝我出版。故挑选了部分已发表论文作为《古代中国与皇帝祭祀》(2001年)一书出版。是书由三部分构成,包括了关于中国古代皇帝制度和皇帝祭祀的特质的概说性论文,如《中国的郊祀、宗庙、明堂及封禅》(后改题为《汉代的郊祀、宗庙、明堂及封禅》)等关于从汉到唐有关皇帝祭祀制度与实态的论文,与即位礼仪相关的通史性论文,还有上面提及的《唐代皇帝祭祀的两个事例》、《南朝时期上奏文的一种形态》(后改题为《〈宋书·礼仪志〉中的南朝上奏文研究》)等单篇论文。

　　第三部分《皇帝祭祀的诸相》收入了《则天武后明堂的政治作用》一文。提到则天武后的明堂,以前最引人注意的是证圣元年(695)举行的无遮大会所反映的明堂的佛教属性。但细心地收集史料,检讨武周时期明堂的样态,则可发现其还有作为王朝正殿的政治功能。这意味着儒教的作用也占很大因素。

　　另外,追究皇帝祭祀及即位礼仪时,就会涉及先皇的丧葬礼仪。所以我每到中国都会考察皇帝陵。从1980年代开始成为观光名所的唐高宗乾陵和明万历定陵、清东陵,再到1990年代游客还很少的唐太宗昭陵和清西陵,对于这些帝陵的介绍构成了是书最后的《中国帝陵导览》。还有之后去过多次的唐代十八陵和北宋帝陵、北京的明十三陵和南京的洪武帝孝陵、西汉的皇帝陵和近年研究推定的东汉帝陵,还有南朝的几座皇帝陵,我都去参观过。

　　但《古代中国与皇帝祭祀》中没有收录详细考察魏晋南北朝到唐代的皇帝祭祀实态,所以我开始计划出版全面考察汉唐间皇帝祭祀的书籍。从最初的《唐代的大祀、中祀、小祀》(1976年)、《中国古代皇帝祭祀的一个考察》(1978年)、《从魏晋到隋唐的郊祀、宗庙制度》(1979年)、《中国的郊祀、宗庙、明堂及封禅》(1982年)等都做了全面细致的修正。关于汉代到唐代的郊祀、宗庙祭祀问题,都尽我所知地增补进去。这就是《中国古代皇帝祭祀研究》(岩波书店,2006年)一书。

　　本书的主体是已经发表的单篇论文,并对各种史料进行详细讨论,也介绍了长篇的史料,通读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如要概观到唐代为止的皇帝祭祀,还是读《古代中国与皇帝祭祀》较为便利。但《中国古代皇帝祭祀研究》对至唐为止的历代王朝的即位礼仪,单独用了一章详细考察。得出的结论是,上文谈到的作为皇帝即位的前阶段的天子即位的推想是没有必要的。另外本书也有翻译成中文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