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叙事的妙处之一是，已经过去数十年的事件、问题，都可能成为故事的中心。小说叙事更容易呈现观念冲突的症结。作家们充满对现实的关怀，然而当现代文化本身显得不成熟之时，越是现世的、即时性的故事，便越容易成为叙事的障碍。其结果便是，一些随大流的小说顺利成为年终总结的看点，而另一些真正发挥了叙事学功能，把问题引向深入的作品，却往往容易被忽略。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我看来，2011年铁凝的《飞行酿酒师》（短篇）、2015年阿来的《三只虫草》（中篇），以及2016年第1期《人民文学》发表的陈继明短篇小说《圣地》，值得进一步研究。

　　《飞行酿酒师》混杂着复杂的嘲讽。市场和资本以精微的逻辑赋予某种世俗的消费行为层层叠叠的意义——知识、仪式、身份等等，商品的本质被精心掩盖。这是后现代的商品拜物教，它依附于全球化体系，把这个体系力图覆盖的东西呈现出来。在2015年的“综评”里，郭艳如此评价《三只虫草》，她说阿来借助藏族少年桑吉，阐释了在转型时代的中国个体所面临的普遍困境——物质主义来势汹汹，宗教灵性和现代知识文明还远未相辅相成，个体该如何选择自己切实可行的未来？又如何给少年心性一份精神的启蒙与心灵的安适？陈继明的《圣地》，因小说故事比较单纯，往往会被归入“现实”“人性”“爱”“成长”等“永恒”母题之中。

　　那么，使小说叙事服从于当前政治经济逻辑的价值预期究竟是什么呢？突出的大概有两种。

　　第一种是文化传统主义价值倾向。持有这种观点的作家认为，今天的中国现实、中国文化乃至中国文学，正在遭遇“现代性”危机。因此，他们把观察现实、时代及民族问题的视角，不约而同地内置在了中国传统文化所缔造的民间秩序中去了。他们觉得，只要民间民俗文化的秩序还没有被彻底毁弃，抵制现代性的能量就还不能说完全没有。于是，他们通常对人格理想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非常有信心。无论讲多么复杂和混乱的城市故事，他们都显得相当有底气。这时候，你就明白，他们笔下的人物为什么到最后，总是那么游刃有余，总是那么干脆利索，总是那么不约而同地删繁就简、返璞归真了。对他们的真诚，我十分敬佩，但对他们观念的有效性我表示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