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问题关乎国家的根本，涉及种族的延续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费孝通先生曾在《生育制度》一书中提出，“生育制度的功能是在维持社会结构的完整。人口太多或太少对社会上每个人的生活都会发生一些不良的结果”。如何有效地统计、预测和管理人口消长，积极应对社会结构所产生的深刻变化，对世界各国政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艰巨的考验。新加坡建国50年，从实施“两个就够了”家庭计划政策转变为全面鼓励生育。

　　应时而变：从控制人口到全面鼓励生育。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战后婴儿潮和大量移民涌入，新加坡人口出现了迅猛增长，人口出生率在巅峰时期达到4.5%。由于劳动力素质普遍较低，公共资源供给不足，使得失业和住房成为国家发展的难题。由此，新加坡政府不得不实行家庭计划，推出了“两个就够了”的生育计划，旨在有效控制人口增长。“两个就够了”的计划生育政策曾在新加坡崛起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时过境迁，随着社会情势变化，此项政策的负面效应也逐渐暴露出来。新加坡第四次人口普查显示，1975年新加坡的总生育率开始低于替代水平，1977年已经掉到替代水平以下，到1980年，达到了历史最低水平。这一数据引起了新加坡领导层的警觉。尤其令人担心的是，新加坡人的婚姻观念出现了变化，不婚与晚婚比例渐高，单身率、离婚率普遍上升。并且，由于出生率的下降，人口得不到及时补充，在职劳动人口需要负担的老年人口比重也越来越沉重，由此引发的延迟退休、医疗支出增加等一系列社会问题逐渐暴露出来。

　　新加坡领导层认识到，生育和婚姻事关国家发展，必须及时调整政策方向。如果任由生育率持续下降，人口结构将日益老化、劳动队伍将逐渐萎缩，经济将逐步走向衰败。因此，在1983年的国庆群众大会上，李光耀总理发表了题为“婚嫁大辩论”的演讲，提出要依照教育程度差别鼓励婚姻与生育。该政策规定，受过高等教育的夫妇若生育三个或以上的子女，可享受特别所得税优待，子女还可享有优先进入重点学校的权利。虽然这项政策由于饱受争议未能长期实施，但新加坡政府却在1984年果断放弃了“两个就够了”的人口政策。1987年正式提出，“只要有能力，生三个小孩或更多”的新人口政策。自此，由控制生育转变成全面鼓励生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