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高考，有人颇为看重，也有人将之看扁。

　　这是本刊记者近日在东中西部十多个省市调研采访时的强烈感受。本刊记者看到，就在不少农村学子苦苦求学，以期高考改变命运之时，越来越多的城市尖子生开始放弃高考，为“洋高考”辗转反侧。

　　在教育领域，这样的城乡差别无疑发人深思。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14年贫困地区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要再增长10%以上，使更多农家子弟有升学机会。

　　分析人士指出，政府的此项指标，为的是不让农村孩子改变命运的路越走越窄，也为了在教育、招生、就业等各个环节，强者恒强的利益格局不至于固化。

　　“这些消息令大家为之一振。”甘肃省会宁县教育局纪委书记李永旺告诉《瞭望》新闻周刊。

　　李永旺期待，新一轮高考改革能够考虑中西部贫困地区的实际情况，为寒门学子释放改革“红利”——促进高等院校向基础教育薄弱地区倾斜招生计划，进而提高中西部贫困地区的教育质量，用制度保障、促进升学机会的公平。

　　农村：“状元县”的改革焦虑

　　在过去的30多年里，“高考改变命运”是西部贫困地区一种近乎固执的“信仰”。

　　在高考“状元县”甘肃省会宁县，“学生苦学、教师苦教、家长苦供”曾带来应试的巨大成功。但在新一轮高考改革即将到来之际，不少会宁人充满焦虑，他们担心，像会宁这样基础教育依然薄弱、素质教育土壤贫瘠的西部贫困地区，倘若“游戏规则”变更为更加突出素质教育，那么“改革的列车会不会把我们越抛越远？”

　　43岁的会宁县元淌村农民贾顺忠，饱受头疼、腰痛折磨，却舍不得到医院看病。长子就要高考，还有一儿一女读书，租房、生活等支出几乎花光他每年1万多元的工钱，但妻子王芳咬紧牙关说：“老大是全班前几名，就是苦死，也要把他供进大学。”

　　在红军长征三大主力会师地会宁，像贾顺忠夫妇这样耗尽心血也要托起希望之梦的农民不乏其人。30多年来，会宁58万老百姓不惜粜粮举债，供出了11万本专科学生、5500多名硕士和1100多名博士。

　　不起眼的会宁县城有三景：一是高耸的会师纪念塔，二是晨昏时分操场上如蝌蚪般密集的读书学生，三是规模可观的“陪读村”——这座县城最多时会有上万家长陪读。

　　但形势变了。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以及就业难度的增加，大学生的含金量不断降低。有会宁人悲叹：“辛苦打工十几年，供出一个打工仔。”

　　尽管也有“不划算”的感叹，但对会宁这样贫困人口多达32万，环境恶劣、经济落后的地方来说，除了高考，他们的选择并不多。

　　会宁县教育局局长张启业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知识可以改变命运，但高考已难改变命运。虽然这条路越来越难，越来越窄，但不抓高考更难改变命运。”

　　要抓高考，就不能不直面高考“指挥棒”倡导素质教育、评价多元的变化。

　　而基础教育不足仍是会宁的现实。本刊记者了解到，目前会宁仍有四成多适龄幼儿与幼儿园、学前班无缘。有66%的农村小学学生不足50人，师资、设施只能维持基本运转，外语、音乐、体育、美术等专业教师更是紧缺。

　　有会宁人告诉本刊记者，这些年，由于高考“游戏规则”的改变，农村子弟的名校梦似乎更遥远了。

　　他们表示，经过11年的试点探索，自主招生已经成为“985”、“211”名校选拔人才的重要途径，但高成本、高起点的门槛使农村孩子明显居于不利地位。据统计，11年来，会宁学子仅有6人通过自主招生圆梦名校。2009年，会宁一中学生小张到兰州参加自主招生。笔试通过的他，竟然放弃了别人求之不得的面试机会。他告诉班主任：不好意思再向家里要钱去北京面试了，而且农村孩子见识少，表达能力差，普通话都说不好，就是参加了面试，八成也是失败。

　　会宁二中副校长张斌对“哑巴”人才感慨颇深。他告诉本刊记者，某次，他借北京出差的机会走访一位引以为豪的学生，结果学生向他倾诉说：“我很苦闷。从本科到硕士7年，我是班里最忠实的‘听众’。无论是上课讨论还是联欢聚会，我不敢当众发言，不会唱歌跳舞，只好一言不发。”

　　会宁一些中学校长说，“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本是不少会宁农家中堂必挂的对联，如今却像是自讽：农村娃娃从小到大经见最多的，无非是笔与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