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受中东和北非政治局势持续动荡的影响，来自叙利亚、利比亚的难民纷纷涌向欧洲，欧洲开始面临自二战后最为严峻的难民潮危机。据统计，至2015年9月，经过地中海进入欧洲的难民和移民总数已经超过50万。仅前8个月，就有超过38.3万难民在希腊登记入境，其中叙利亚难民占了45%。这些来自叙利亚的难民之所以放弃自己的家园，不远千里奔赴欧洲，其根源还应追溯到美国对叙利亚干涉导致叙政局失控、继而爆发内战，使极端主义势力日益肆虐。而一直在国际社会打着“人权高于主权”旗号，借此多次向其他国家发难的美国，却在难民问题上畏首畏尾，不愿承担应有责任。我们认为理解难民问题的切入点，要从历史的角度观察美国外交政策的演变进程，美国奉行的霸权主义是当今很多全球性问题的根源。

　　二战后美国的单边全球主义

　　二战后美国的霸权建立在三大支柱上：第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建立，即布雷顿森林体系提供的自由贸易、美元货币稳定以及全球经济相互依存的加深；第二，全球性和地区性集体安全框架的确立，即美洲—欧洲—亚洲军事同盟的形成以阻挡共产主义的扩张；第三，全球贸易机制的强化，即巩固以欧亚为中心的全球贸易网络。美国明白其自身的繁荣及全球秩序的运转与盟国的成功紧紧绑在一起，因此美国愿意并且有能力维护其伙伴国家的安全和繁荣。

　　在此期间美国通过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反对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经济发展援助以及强化国际组织的作用等建立起了世界霸权，并推进了世界自由市场的发展。这种单边全球主义后来由查尔斯·金德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理论化为“霸权稳定论”，并由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进一步发展。即美国为了自身利益承担起“全球秩序保护者”的角色。在一些美国学者看来，过去60多年间的国际体系本质上都是由美国创建的，没有美国（或者说没有美国的领导），世界将享受不到和平、繁荣和自由。

　　美国之所以极力维护二战后的世界秩序，主要是维护它在二战后建立起的主导权和维持世界秩序内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关系。确保国际秩序的不平等和全球性财富差距就能使美国在世界秩序中保持特权。而现在正在崛起的新兴国家及其对现行秩序的挑战被美国视为对旧有全球关系模式的威胁。这可以通过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在1948年其负责的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书中一段赤裸裸的表白得到印证：“我们拥有世界财富的50％，但人口仅仅占到世界的6.3％……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势必成为被嫉妒和怨恨的对象……我们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真正的任务是设计和制定国际关系的一个模式，这个模式能使我们在这种关系中总是受益……我们应该停止谈论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权和民主化。这一天已经不远了，当我们将不得不面对直接的力量对比，我们越少被理想主义的口号所阻碍越好。”

　　凯南的直言不讳也暴露了美国建构世界秩序的两大隐蔽点：一是所谓的美国“普世价值”，即人权、民主、平等、自由等，根本不是世界秩序的精神和实质；二是在世界秩序制定和执行国际政治和经济规则时必须嵌入符合美国利益的内涵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