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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文化被忽视 美国乡村民众对华盛顿不满
2018年03月09日 14:0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王悠然 字号

内容摘要: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报道,投票后民调显示,乡村地区、郊区、城市地区选民中分别有62%、50%、35%投票给特朗普, 34%、45%、59%投票给希拉里。对于这一现象的常见解释是美国乡村地区经济衰退,乡村居民盼望变革,且该群体的种族主义和厌女(misogyny)思想较重,偏好白人男性竞选人。然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罗伯特·伍斯诺(Robert Wuthnow)提出,美国城乡地区政治差距扩大、乡村选民对联邦政府强烈不满,更多地源于乡村居民认为,联邦政府对乡村地区疏远、漠视,威胁着乡村社会结构。伍斯诺将乡村居民对联邦政府的愤怒称为“道德愤慨”,因为在他们看来,近些年华盛顿的基本行为模式是对乡村生活方式的冒犯,两者间的差别体现在许多方面:乡村社群是亲密的、个人化的,华盛顿是疏远的、缺少人情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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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结果公布后,许多分析人士称特朗普获胜与其赢得了美国乡村地区选民的青睐密切相关。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报道,投票后民调显示,乡村地区、郊区、城市地区选民中分别有62%、50%、35%投票给特朗普,34%、45%、59%投票给希拉里。2008—2016年美国三次大选中,在郊区和城市地区,投票给民主党与共和党总统竞选人的选民比例没有明显变化;而在农村地区,投票给民主党竞选人的选民比例从45%降至34%,投票给共和党竞选人的选民比例从53%升至62%。对于这一现象的常见解释是美国乡村地区经济衰退,乡村居民盼望变革,且该群体的种族主义和厌女(misogyny)思想较重,偏好白人男性竞选人。

  然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罗伯特·伍斯诺(Robert Wuthnow)提出,美国城乡地区政治差距扩大、乡村选民对联邦政府强烈不满,更多地源于乡村居民认为,联邦政府对乡村地区疏远、漠视,威胁着乡村社会结构。过去十多年里,伍斯诺在美国乡村开展了大量实地调查和访问。近日,他向本报记者介绍了其研究发现。

  从道德社群角度看乡村 

  伍斯诺谈到,美国乡村居民生活在远离东西海岸线的小镇和农场,乡村地区是美国的“心脏地带”,在政治和宗教上较保守。在伍斯诺看来,想要了解乡村地区,就需将其视作乡村居民生活的“道德社群”。这里“道德”指的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好、正确、美德、操守,而是指生活于此的人们感到有义务互相扶持,有义务维护那些主导他们对日常生活的期待、支撑他们归属感的本地生活方式。

  道德社群成员的义务包括三个层面:对自己和家人负责,并通过照顾好自己、不成为邻里的负担而对社群负责;家庭责任的扩展,社区也为此提供支持,如子女入学、年长亲属的医疗看护和协助;社区组织和项目,如志愿消防局、面向行动不便的老年人的上门送餐服务。尽管这些义务不是总能得到履行,但他们的日常生活有诸多部分发生在这个有着明确地理范围、社会和文化特质的空间内。因此,乡村小镇居民倾向于将他们的社区看作“家”。总的来讲,道德社群包括:一个地理空间,一类认为自己是社群成员的人群及其内部广泛的社会互动,以正式和非正式形式建立起来的制度结构,将“自己人”与“外人”区分开来的界限感及确认这一界限感本质的历史和习俗,在语言和行为上加强了“人们对自己、邻居和社区负有义务”规范的日常活动。这意味着乡村居民对事物的看法不仅基于个人经济利益和心理需求,还受其社群影响,社群定义了其对错善恶观念的道德结构。

  乡村社会道德结构受威胁 

  伍斯诺说,在调研涉及的话题中,乡村居民对联邦政府表示出最强烈的不满。他们对镇政府领导、地方官员偶感憎恶,对州长和州立法者的评价有好有坏,对联邦政府则不同,认为华盛顿是“遥远却侵入性的,专业化却缺乏常识的”。表面上看,这大概是由于联邦政府未能降低乡村地区的失业率和税收,但受访者的反馈说明关键原因并不在此。他们对联邦政府的最常见批评是,华盛顿与美国乡村之间的距离不仅是地理上的,也是文化上的;华盛顿对了解乡村社区面临的问题毫无兴趣,更不要说去解决问题。

  乡村居民对联邦政府推行的各种法律法规和税收的反感,并不足以解释他们为何认为华盛顿威胁着乡村社会的道德结构;重点在于,他们将联邦政府视为一个庞大的官僚系统,它将“一刀切”的规则强加给所有人,不关注普通民众的想法,不了解地方需求和差异,混乱、低效、偏离常识以致机能失调。有受访者批评联邦政府在财务上铺张浪费,不根据财力行事,一些福利政策纵容了懒惰、不节俭、不自食其力的人。而且,乡村文化注重实际,即使选民不喜欢某位官员,只要他能做出成绩,他们仍会为其投票;在地方委员会中,大家都关心本地民生福祉,即使理念不一仍能办成事情。相反,联邦政府中民主党和共和党针锋相对,难以“真正做成什么事情”,这个系统是“崩坏的”。

  重视考察真实的美国乡村 

  伍斯诺将乡村居民对联邦政府的愤怒称为“道德愤慨”,因为在他们看来,近些年华盛顿的基本行为模式是对乡村生活方式的冒犯,两者间的差别体现在许多方面:乡村社群是亲密的、个人化的,华盛顿是疏远的、缺少人情味的;乡村居民互相关心和理解,华盛顿的“大人物”不关心也不了解普通人;乡村居民知道何时向他人伸出援手、何时不烦扰他人,华盛顿侵入人们的生活却提供不了帮助;乡村社群讲求实际、运用常识,华盛顿不切实际、背离常识。乡村居民眼中的这种文化分歧促使他们一再表示,华盛顿的“崩坏”是美国面临的最严重的道德问题之一。

  不过,伍斯诺提醒,尽管乡村居民希望免受华盛顿的“干扰”,他们也知道这不可能。乡村人口并不像一些人的刻板印象中那样无知、天真,他们理解国家需要联邦政府来执行有效的经济政策,社会保障体系、农业补贴、联邦对地区的拨款能够保护乡村社群;他们的愤慨不仅是对华盛顿的失望,也体现出对于政府角色的矛盾心理。当一种生活方式不再能如他们所想的那样自给自足时,对于乡村社群的失控感就产生了,即便这种“失控”是必要的。

  伍斯诺对本报记者表示,如果不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学术界可能不会思考美国的城乡差距是否在扩大。从物质条件上看,一个世纪前的城乡差距显然更大,如那时鲜有乡村居民拥有供电和自来水。而从他的调研中可以看到,相对城市人口,乡村人口的种族和族裔多样性更低,对共和党的支持度更高。不过,尽管存在种种城乡差异,乡村地区并非像一些“外人”所想的那样落后,乡村居民同样使用互联网和数字技术,关注环境问题,了解税收和农业政策,他们对城市并不陌生。

  伍斯诺提到,乡村地区在美国政治中的地位不容忽视,虽然乡村人口相对城市人口的比例下降,但绝对数值并未减少;而且,美国法律规定,每个州在参议院均有两个议员席位,无论人口数量多寡。许多城市居民是乡村背景出身,对小镇抱有怀旧之情,并将其视为承载辛勤劳动、道德责任等美国传统价值观的核心地带。乡村居民相信,即便国家日趋城市化,乡村地区仍有其价值,这不无道理。2016年总统选举暴露出的乡村居民的“愤慨”早已有其基础,也不会在短期内消失。若想真正理解他们的政治态度,必须更全面地探究乡村文化,倾听乡村居民的声音。

  (本报华盛顿3月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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