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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弥合政策制定与学术的差距
2018年07月06日 09:2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本报驻华盛顿记者 王悠然 字号
关键词:学术研究;政策制定

内容摘要:什么样的学术研究能给政策制定者提供真正的参考?如何评估一项学术研究的政策参考价值?

关键词:学术研究;政策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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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样的学术研究能给政策制定者提供真正的参考?如何评估一项学术研究的政策参考价值?面对这些问题,6月26日,华盛顿特区智库新美国举办主题为“首都环线与象牙塔:弥合差距”的研讨会。与会学者就政策制定与社会科学学术研究之间的差距问题展开讨论,并重点探讨了如何促进二者之间的有效对接。

  社科研究对政策制定者“有用” 

  美国威廉玛丽学院教授苏珊·彼得森(Susan Peterson)说,作为一名国际关系学者,总是希望开展对政策制定者有用的研究。但一项学术研究是否具有政策参考价值,其检验标准是政策制定者是否认为该研究对自己有用。2017年,美国圣母大学国际安全研究中心(NDISC)和威廉玛丽学院教学、研究与国际政策(TRIP)项目联合展开了一项调查,请1993—2016年在美国政府中任职、级别在助理主任及以上的3568名政策制定者评价各种社科研究方法和成果对他们日常工作的用处。这些受访者来自国家安全、国际贸易、发展三大领域。共有536人完成了调查,其中75%为男性,平均年龄为60岁。

  对于调查的第一个问题“你在工作中参考社科研究论据和结论的频率如何”,所有受访者中有26%回答“每天参考”,有48%回答“每周参考几次”;参考社科研究最频繁的是国际贸易政策制定者,他们中有52%“每天参考”,最不频繁的是国家安全政策制定者,只有21%“每天参考”,“从不参考”的人的比例也是三个领域中最高的。对于“社科研究论据和结论在哪些方面为你的工作提供参考”,回答“社科研究为我的工作提供了理论背景”的受访者比例最高,在国家安全领域接近80%,在国际贸易领域、发展领域均接近60%;回答“我在工作中直接应用社科研究成果”的受访者在国际贸易领域、发展领域均接近40%,在国家安全领域则低于20%。研究人员还询问了不同社科研究方法对政策制定者的参考价值,三个领域的受访者都表示“政策分析”最有用,其次是“现代案例研究”“历史案例研究”“领域研究/民族志研究”,“形式模型”和“理论分析”则用处较小。值得注意的是,75%的受访者表示“定量分析”对他们非常/比较有用,这反驳了“定量分析对政策制定者用处不大”的观点。不过,这些人中,来自国家安全领域的人少于国际贸易和发展领域。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哪些因素妨碍了政策制定者参考社科研究”,许多人认为社科研究的本质导致其政策参考性不强,而此次调查发现,虽然政策制定者也抱有这种想法,但妨碍他们参考社科研究的最大障碍是“时间不足”,其次是“学术研究过于抽象”“学术研究不够及时”,此外还有“学术研究过于聚焦于学术圈内”“学术研究过多地使用专业术语”“学术研究获取不便”等。同样,表示“学术研究过多地使用定量分析”是一个非常大/较大障碍的受访者比例最低(29%),但其中来自国家安全领域的人多于另外两个领域。

  既然政策制定者能够获取社科研究成果且定期参考这些研究,那么社科研究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力如何?彼得森等人请受访者回答了一个假设性问题:如果你得知国际关系学者中有X%得出“Y政策将对美国有利”的结论,你对Y政策的支持度会上升、下降还是不受影响?受访者被随机分为3组,他们看到的X%分别为52%、74%、93%。结果显示,学者意见对政策制定者有积极影响:认为Y政策有利的学者略多时(X=52),27%的受访者对Y政策的支持度上升;认为Y政策有利的学者占绝大多数时(X=93),77%的受访者对Y政策的支持度上升。

  学术界对应用研究重视不足 

  据圣母大学国际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迈克尔·C. 德施(Michael C. Desch)介绍,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政策导向的政治学研究式微,理论化的研究日趋占据主导地位。

  TRIP项目针对国际关系学科期刊进行的一项调查也显示,20世纪80年代至2015年,提出政策建议的论文占比持续降低,采用定量或形式分析方法的论文占比持续上升。根据TRIP项目的另一项调查,过去十几年里,国际关系学者中,从事应用研究的人占比基本维持在30%—35%,约2/3的人将重点放在基础研究上。在NDISC与TRIP项目针对国际事务专业学院协会(APSIA)成员学院院长和排名前50的政治学系系主任进行的一项调查中,50%以上的系主任认为没有明确提出政策建议的基础研究也具有政策参考价值,但持此看法的院长不足40%。可以说,院长们的观点可能与政策制定者更接近,他们是学术圈与政策圈桥梁之间的关键点。

  德施对本报记者说,长期以来,学术人员对基础研究的重视超过应用研究,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均如此,而政策制定者更关注应用研究,这也是造成政策制定与学术研究之间差距的一个因素。

  德施和美国贝勒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彼得·坎贝尔(Peter Campbell)在一项新研究中,收集了2004名政治学系学者的职业活动数据,然后根据35个指标来评估这些政治学者的学术和政策影响力。这些学者均来自美国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NRC)评估出的排名前52位的美国高校。在政策影响力方面,坎贝尔和德施分析了上述学者在非同行评审的政策研究杂志上发表文章的情况,如《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国家》(The Nation)、《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他们在国会作证的频率;接受媒体采访、在报纸杂志上发文或其研究被报纸杂志引用的频率;短期离开学术圈参加政策实践项目的频率,如智库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FR)的国际事务研究项目。

  这项调查显示,高校政治学系的NRC排名更多地与学校整体声誉而非该系的学术或政策影响力相关,NRC排名名列前茅的政治学系学者并不是参与政策讨论最多的,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令人担忧。例如,NRC排名第2位的哈佛大学政治学系学者在非同行评审的政策研究杂志发文情况排名第20位,在国会作证的频率排名接近第30位,参加政策实践项目的频率排名处在最后。

  适时利用新媒体发布专业观点 

  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保罗·C. 埃维(Paul C. Avey)等人考察了新媒体在缩小差距方面的作用。他们认为,新媒体在这方面具有一定优势,如篇幅较短、语言简明、即时性强。因此,政治学界目前推崇的一种模式是,学者在撰写学术论文和著作的基础上,以简要易懂的方式概括这些研究成果,并通过新媒体传播推广,同时基于自己的专业知识,对当前紧迫的政策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

  为了解这一模式的有效性,埃维等人2017年针对5个新媒体平台做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国家安全、国际贸易、发展三大领域的政策制定者中,有至少50%以上每月访问几次这些平台。

  但受访者认为,博客及其他仅限于网络的新闻来源的重要性,显著低于其他传统形式的信息来源,如智库报告、政策杂志上的文章、兼有纸质和在线版本的报纸杂志。而且,纯网络新闻来源在受访者眼中的重要性也低于学术期刊上的文章,这说明学术界“用博客来解决政策制定者不读学术期刊的问题”的思路是有问题的。至于为何要访问上述平台,绝大部分受访者表示是将其作为“补充性新闻来源”,而不是寻求“对于当下问题的政策建议”或“对学术研究的简介和概括”。这意味着学者不应认为我写了书、发了博文,我的研究就有了政策参考价值,而是要把握时机,在出现“新闻点”或政策圈热议自己研究的课题时,及时在新媒体平台上发布内容。

  此外,与智库、学术团体有关联或有大量政策圈内人士供稿的政策分析评论网站的访问量最高,如由美国外交政策协会创办的“外交政策博客”,由法律战研究所与布鲁金斯学会合办的“法律战”网站,撰稿人中有许多前美国政府和军队官员的“岩石上的战争”网站;相反,内容和撰稿人以纯学术背景为主的网站访问量较低。

  (本报华盛顿7月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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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本报驻华盛顿记者 王悠然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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