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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科学思维的心理根源
2018年08月08日 11:44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道格拉斯·T·肯里克等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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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球科技】 

  公众对不同的科学发现往往有截然相反的反应。新型飞机和新款手机一经问世就收获满堂彩,而质疑政治或宗教现状的发现就可能遭到诘难和反对。 

  如何说服公众接受那些有确凿证据的研究?光是喋喋不休地罗列事实显然不行。实际上,这样做还可能适得其反。由于人类天生就存在认知偏差,在做决策时我们并不完全是理性的。 

  近来,心理学家发现了阻碍理性思维形成的一些关键障碍,比如走心理捷径、固执己见、从众心理,他们针对每种情况,都提出了有效的应对策略。 

 

  1.认知偏见 

  从原则上说,科学研究应该远离派别之争。毕竟,科学研究是通过验证关于自然界运行原理的各种假说来得出结论的。以鼠海豚为例:根据它的外表和水栖特性,这种动物应该是鱼。但是,科学家却多方搜集证据,打破了这个成见。观察它的骨骼结构,发现它没有鱼鳃。此外,它还与其他温血陆地动物有许多共同基因。因此,科学家很肯定地将鼠海豚归为了一种哺乳动物。

  然而,究竟什么才算事实,却并不像确定鼠海豚是不是鱼一样容易让人达成一致。这一点,只要看看网上的新闻就知道了:美国政府的决策者在制定政策时,常常忽略过去几十年积累的气候变化证据。还有多项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并不接受一百多年来有关进化论的证据。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学院知识分子给“科学”两字打上了引号,而许多非专业人士又拒绝给孩子接种疫苗。

  公众对科学发现的态度是摇摆的:对于新型汽车和新款手机,大家笑脸相迎;而当科学发现挑战了现行的政治或宗教观念时,公众又会同样迅速地萌生敌意,历史上案例太多了。在伽利略的时代,罗马天主教会的神职人员其实都是受过良好教育、主张进步的知识分子,但当伽利略公布他的观测结果,质疑当时的主流学说时,他们却出离愤怒了。伽利略遭到软禁,被迫将自己的观点当作异端放弃。

  原则上讲,科学思维就是尽可能得到和某个问题相关的所有信息,在通盘考虑的基础上做出决策。一旦科学家发现,某些论点没有牢固地建立在逻辑和以观察或实验为基础的证据上,他们就会认为,这些不同观点的提出者,要么不了解事实,要么就是出于私利的目的在阻止事实的传播——比如,某些烟草公司压制吸烟和肺癌相关的研究成果。面对缺乏理性或者怀有偏见的对手,科学家的嗓门常会越来越高,会更加高调地说明事实,希望自己的对话者也能做出科学的决策。

  然而好几方面的研究都显示,喋喋不休地罗列事实未必能让对方作出更客观的决策。在有些情况下,这样的做法还可能适得其反。虽然人类是智慧生物,但可惜的是,在做决策时,我们并非完全理性。

  要理解人为什么会有非理性思维,需要综合好几个领域的科学知识。本文的四个作者分别来自不同的领域。

  查尔迪尼熟知启发法(heuristics),也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帮助我们迅速决策的法则。

  肯里克研究了我们的决策是如何被一些社会性动机(比如寻找配偶的欲望或是自我保护的本能)扭曲的。

  科恩研究了宗教信仰如何影响人的判断。

  纽伯格研究的是认知偏见,它会使人在遇到新的相反的证据时坚持原有的观念。

  我们四个人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试图深入理解扭曲理性思维的心理学机制。

  大家经常受到错误观点的误导,弄清楚思维为何会误入歧途,对于以正视听至关重要。我们和同行的研究指出了阻碍理性思维形成的关键障碍。我们探讨了这些障碍为什么产生,我们该如何与它们抗争,并最终将它们击垮。在所有这些障碍中,有3种特别突出:

   思维惯性。人脑天生就有一种对付信息过载的策略:当我们的信息太多,或者时间太少时,就会依赖一套简单的“启发法”来做出决策,比如接受群体的共识,或者信任一位专家。

   私心成见。即使我们有充裕的时间、足够的兴趣,不用走捷径,我们有时仍会以有失偏颇的方式来处理信息,这时的我们不像一位公正的法官,倒更像一个为暴民代言的律师。我们天生有一种倾向,会关注某些发现,忽视另外一些;会重新解释复杂的证据,使它们符合我们的固有观念。

   社会动机。就算我们克服了前两个障碍,强大的社会动机仍会阻挠我们对既有信息做出客观分析。我们会偏向哪种科学结论,取决于我们有着怎样的社会动机,比如是否渴望获得社会地位、和某个社会群体观点一致、追求一位伴侣。

  2.思维惯性 

  要精通科学,你必须掌握一套深奥的概念。以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为例。要理解它,你必须先理解一整套逻辑前提:有限的资源偏好那些善于获得食物、住所和配偶的个体,这会导致性状的选择性出现,从而将这些技能传递给未来的世代。学习达尔文理论的学生,还必须了解一些比较解剖学(他们要知道,在骨骼结构方面,鲸和人类的相似程度要大于和鱼类)。另一个必备条件是熟悉生态学、现代遗传学和化石记录。

  尽管自然选择是科学史上证据最扎实的理论之一,但普通公民并没有精力读完那些写满证据的教科书。实际上,就连许多在科学领域获得博士学位的人,甚至是从事医学研究的博士,都从来没有正式学习过演化生物学的课程。因为有了这些障碍,大多数人就只能依靠思维惯性或是听从专家的声明了,而这两种做法都可能将他们引上歧路。他们还可能依赖直觉,这也会误导他们。

  我们使用启发法是因为它们常常很有效。比如一台电脑出了故障,用户可以用几个月熟悉其中的电子元件和它们的连接原理,也可以直接去问一名电脑技术员。如果一个孩子的健康出现了严重问题,那他的父母与其研读医学文献,不如直接咨询医生。

  但有时,走捷径却会对我们不利。1966年,精神病学家查尔斯·K·霍夫林和同事做了一个实验,目的是研究当人们把“博士”头衔当作个人权威的象征时,事情会发展到怎样糟糕的地步。实验中,几个在病房中忙碌的护士接到了一名男子的电话,男子自称是某个病人的医生。他在电话中要求护士到药箱里去取一种名叫“Astroten”的非常用药物,并以每天最高剂量的两倍给病人服用,这不仅违反了药物标签上醒目标注的使用须知,也违反了这家医院要求医生手写处方的规定。这些护士会犹豫吗?她们中的95%都毫不质疑地服从了这个所谓的“医生”(英文中“医生”与“博士”是同一个词,编者注)。甚至当她们拿着这种有潜在危险的药物走向患者的病房时,研究人员需要强行阻止才能把她们拦下来。这些护士在无意间使用了所谓“权威启发法”,即轻易相信了一个身居要职的人。

作者简介

姓名:道格拉斯·T·肯里克等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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