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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不是二选一:中国与欧洲应该更好谈谈心
2020年06月11日 10:41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潘岳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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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里士多德死后,被思想界冷落了七八百年。他的马其顿经历成为他的污点。流传下来的希腊罗马文献对他极尽讽刺,什么“现实主义”“功利主义”“依赖强权者”等等。直到中世纪宗教家们为了用他的思想来证明上帝的存在,他才重新获得崇高地位。他的著作保存于埃及的亚历山大图书馆,后来被阿拉伯人获取翻译,又经过十字军东征带回了欧洲,推动了文艺复兴。

  伊索克拉底受冷落时间更长。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人们认为他的自杀是天谴,是因为他与腓力合伙诱骗了希腊。他的墓园立柱顶部,树立着一尊以歌声惑人的海妖塞壬的雕像。直到近代重新讨论马其顿帝国传播希腊文化功绩时,他才得以被重新评价。

  荀子身后的命运前面已经说了。再补充一段。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决意赴死前写的《仁学》痛骂荀子。他认为,中国历代王朝不管表面上用什么意识形态,根本上就是荀学。“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两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唯大盗利用乡愿,乡愿工媚大盗。”梁启超骂得更狠,说荀子就是引法入儒、导致专制主义维持两千年的罪魁祸首。

  然而,三十年后,不断“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决裂”的梁启超在去世前不久(1927年)为荀子翻了案。

  荀子的头号“罪证”是“性恶论”——“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但梁启超千辛万苦为“伪”字找到了另一个解释:在战国时代,“伪”的古汉语原意不是指虚伪,而是指改变。(“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虑积焉能习焉而后成为之伪”)。荀子并非认为“人性本恶,唯有专制”,而是认为“人性虽恶,但能够改变”。因此既要有严刑峻法以应对人性之恶,也要有仁义道德以培育人性之善。这就将其与孔孟之学统一起来了。

  这三十年,梁启超看过了美国门罗主义,看过了一战,看过了国联破产;自己干过维新、干过共和、组过立宪党,搞过二次革命。最后回归学海。他看懂了中国,也看懂了自己。

  终于,他为荀子改了这一个字。

  近代史上重新评价荀子的,不仅是梁启超。章太炎把荀子尊为孔子之后的圣人;胡适认为荀学与同时代各学派皆有关系;郭沫若说荀子是杂家之祖;冯友兰评价荀子在中国历史地位如同西方的亚里士多德。最后,毛主席说,荀子是唯物主义,是儒家的“左派”。很欣赏荀子“制天命而用之”的哲学观与“法后王”的历史观[ 参见:陈晋著,《毛泽东阅读史》,三联出版社,2014年版。]。

  这几位思想家的命运,说明每一个文明内部,每一种精神追求,都蕴含着巨大矛盾。在人类社会进程上,不存在某种能解释一切的理论,不存在某种普世的绝对原则。每一个致力于改变真实世界、而不是构建乌托邦的思想家,终有一刻,都会面临着不可自洽、相反相成的痛苦。但这痛苦和矛盾中,也孕育着相辅相成的未来之路。要敢于不向任何一种绝对性低头,要敢于在不可能处创造可能。

  当今时代,最大的矛盾是“自由优先”还是“秩序优先”。这恰是希腊文明和中华文明的核心要义。

  希腊人对自由的热爱,让“希腊人”从种族的名字变成了“智慧”的代名词。说谁是“希腊人”,就是说他是个智者,不管他出自何方。中国人对秩序的热爱,则让中华文明成为了唯一同根同文并以国家形态持续至今的文明。

  很多时候,文明的优点也是它的缺点。拿科技为例,中华文明在历史上就没能产生出近代科学。从制度上说,当对秩序的追求到了极致的时候,便会阻碍效率主义价值观的形成,失去创新技术的动力。从价值观上说,极端实用主义与经验主义忽视了对客观世界的逻辑推理,造成理论、实验和科技互相隔离,阻碍了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产生。希腊文明的科技成就虽是受亚非古老文明已经积累的数学、天文、工程学知识影响,但毕竟是希腊,而不是亚非古老文明,将这些文明成果做了集中转化,奠定了未来欧洲科学的基础。这是中华文明要始终向希腊文明学习的地方。

  中国,不是唯一的大一统文明。但所有的大一统文明,首要的价值基础都在于长久和平。长久和平带来的稳定,混乱自由带来的创新,哪个更值得追求?这涵盖了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等领域的无穷争论,可以说是不同文明价值观之争,永远没个定论。即便在希腊罗马文明内部,对很多问题也会有不同答案。如有古史学家说,罗马在产生智慧方面,远远不如希腊。所有哲学与科学,都是希腊产生的,罗马只不过产生了几个诗人与工匠。但如果没有罗马的政治架构,就不会有希腊文化和基督教的世界性传播。如有政治学家说,只有按雅典那样按抽签决定治理权的直接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但如果没有罗马的混合政制,雅典精神将永远只限于一个几万人的小城邦,而不会发展成世界性文明。

  不同的答案,正是不同的路径。保留这些不同的本身,恰好是为文明日后的升华留下可能。多元与矛盾并存,会为人类文明基因库留下更多种子。

  因此,对自由优先与秩序优先的分歧,不应成为中西文明交流的障碍,反而应成为中西文明互鉴的基础。一方面,技术发展进入爆炸式创新的前夜,让我们深刻认识到自由带来的创造力;另一方面,非传统安全危机频繁爆发,也让我们重新认识到秩序的宝贵。对于自由来说,要探讨如何加强秩序,以防止瓦解;对于秩序来说,要探讨如何加强自由,以激发创新。问题不是在自由和秩序中二选一,而是在哪个环节加强自由,在哪个环节加强秩序。

  过去,验证一个理念,甚至需要数百年时间,数代人去重复错误。而今天,在技术革命下,几年之间就能看清来龙去脉。唯有懂得反省反思、不断包容、和谐共生、互鉴互融的文明,才是真正可持续发展的文明。为此,中国与欧洲真应该坐下来好好谈谈心。

 

   (作者系中央社院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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