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战略举措，也是新自由主义一直以来力图渗透的重点领域。在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之后，新自由主义无论是基于追逐经济利益的需要，还是策动“和平演变”的政治图谋，都会不遗余力地继续“关注”并伺机介入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深入推进具有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性质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抵制并消除新自由主义的干扰和破坏，就必须更加深刻地揭批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实质及巨大危害，尽最大可能识别和防范新自由主义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话语误读。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新自由主义 话语误读

　　作者蒋红，云南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教授（昆明 650091）。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在阐述“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发展目标时，首先强调的就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他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1]近年来，围绕着怎样理解和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国各界展开了广泛的理论与实践探讨，其中绝大部分能够与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保持一致，但与此同时也要看到，新自由主义针对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设计和实施抛出了大量具有迷惑性、误导性的言论，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影响和危害。为了贯彻落实好党的十九大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新顶层设计，防范和抵御新自由主义的干扰破坏，必须更为审慎地对待其言论，更为深刻地揭露其实质。

　　一、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主张及危害

　　20世纪30年代以来，为了应对严重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罗斯福新政”为标志，主张以扩大政府支出创造需求，通过政府干预推动经济增长的凯恩斯主义逐渐上升为西方国家的官方经济学，并长期主导这些国家的宏观经济运行。20世纪70年代初，西方主要经济体在经历了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之后陷入了“滞胀”困境，严重激化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固有矛盾。面对高通胀、高失业与经济增长低迷并存的“滞胀”，凯恩斯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中均无力应对，客观上需要有其他经济理论提供替代方案。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长期备受冷落的新自由主义终于获得了以美英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青睐，成为主流经济学并转化为政府的经济政策。

　　新自由主义从形成开始，便以“对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和“市场原教旨主义”来标榜自己的基本立场，主张全面推行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新自由主义的出笼具有现实逻辑和理论逻辑上的必然性，是国际垄断资本对自身利益诉求的集中表达，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和规律。

　　在新自由主义主导下，以美英为代表的西方主要国家强力推行“自由市场经济”改革，其基本做法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大力减少国家干预、削减政府开支；推行“非国有化”政策，通过减税及税制改革刺激和鼓励私人投资，大力推进国有企业私有化；削减工会权利，对工会和罢工采取铁腕政策；大幅度削减教育、医疗、社会福利等公共事业领域的财政开支，推行所谓的“福利个人化”，等等。通过主导经济领域的改革，新自由主义对政府整体决策的影响不断扩大，逐步上升为以“撒切尔主义”和“里根主义”为代名词的政治制度框架，其内涵主要包括：以“没有永远的朋友和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的务实态度捍卫国家利益，强化美英联盟，以战略防御计划遏制苏联，在缓和与中国关系的同时不放弃“和平演变”图谋，等等。[2]

　　新自由主义在西方主要国家取得主流经济学地位后，美国为了使国际垄断资本的全球扩张和追逐最大利益超越国界的限制，在世界范围获得制度化、合法化依据，于20世纪90年代初抛出并力推所谓“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具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的三重特性，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由经济理论上升为政治制度和美国的全球意识形态主张。回顾这段历史，不难发现，“华盛顿共识”的出笼可谓正当其时：一方面，拉美多个国家爆发债务危机，为稳定本国经济和政治环境而急需国际资金的救助；苏东转型国家面临严重的经济社会困境，执政者束手无策，只能祈求西方国家施以援手。另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却正处于阶段性的繁荣时期，呈现出稳定富足、国力蒸蒸日上的态势。因此，“华盛顿共识”在不到10年间便迅速蔓延，主导了拉美国家、苏东转型国家、亚非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改革，由此带来的后果是：以这些国家的金融机构破产、货币大幅贬值、实体经济衰退、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动荡不安为代价，实现了国际垄断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剥削廉价劳动力、攫取超额利润的目的，与此同时，“华盛顿共识”还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举旗开路，在多个国家策动了“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对于新自由主义所带来的巨大危害，日本经济学家中谷岩在经历了沉痛的自我批判和反思之后认为，新自由主义就是“与魔鬼订立的契约”，它将“加快资本主义的灭亡，乃至造成人类的毁灭”。[3]

　　二、新自由主义对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干扰

　　20世纪90年代，新自由主义将其在多国主导的经济社会改革命名为“结构改革”，并将“结构改革”与“绝对自由化、彻底私有化和全面市场化”的特定内涵直接挂钩。因此，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于2015年作为我国经济改革的新概念首次出现时，新自由主义势力便刻意利用表述的相近制造了一系列语义混淆，从多方面对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干扰和破坏。

　　他们不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实际出发，而是首先从美国的“现代货币学派”“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理论出发，以寻找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依据，甚至公开宣称：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概念，其理论依据就来自于新自由主义的“供给学派”，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新自由主义直接挂钩。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力图从源头上消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蒙蔽缺乏经济学专业知识、难以辨别真伪的广大公众，制造并放大社会舆论，最终让党和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不得不接受他们的“改革理念”。

　　他们片面理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孤立地强调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4]一些学者据此提出，承认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具有决定性作用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已经接受了全面市场化的改革主张，“小政府，大社会”“有限政府”必然会成为中国的未来发展趋势。他们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闭口不提，一方面满足了某些认同西化思想的社会群体的需要，另一方面也迎合了少数不想在规范市场运行中承担责任的怠政官员的心理，造成了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

　　他们以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名，主张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2015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既可以扩大就业、增加居民收入，又有利于促进社会纵向流动和公平正义”，并强调，“让人们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更好地实现精神追求和自身价值”。[5]一些学者和网络舆论不失时机地对此大肆进行新自由主义式的解读，有人提出，一个国家当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时候，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效率低下、集权盛行、经济衰退；有人认为，我国经济增长步入“新常态”的重要原因就是国有企业在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造成生产要素不能通过自由流动而实现效率和效益的最大化；有人声称，国有企业体制僵化，创新能力不足，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只能依靠民营企业去推动；有人则主张，只有取消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让民营经济取而代之，中国才能建成真正的创新驱动型经济。

　　他们打着推进“金融改革”的幌子，主张大力发展非国有金融机构。推进金融改革是近年来政府工作报告的重要内容，也是现实生活中的民生关注热点，新自由主义抓住各种可能的机会对金融改革刻意进行误读和歪曲。有人提出，中国金融市场的主要问题就是国有金融企业占据垄断地位，导致了金融市场的扭曲，这种扭曲只有通过实行金融自由化和完全市场化才能得到纠正；有人抓住近年来中国内地股市表现不及老百姓预期的社会心理，别有用心地诱导说，为什么美股、港股等涨得好，就是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实行了金融体系的自由化。

　　通过制造语义混淆、刻意进行话语误读，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释放了多方面的错误信息，制造了不同程度上的思想混乱，在此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以推进国企改革的名义损害甚至牺牲工人利益、对各种私募基金和融资平台疏于监管而致使投资人血本无归，表明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实质性的干扰和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