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记者 王力为

　　5月下旬，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受金融四十人论坛之邀来北京参加一年一度的对话会。5月20日，彼得森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Arvind Subramanian）受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金融四十人论坛成员姚洋之邀到北大发表演讲，题为“步步上升的人民币”。

　　姚洋在演讲结束后点评道，在《朗润•格政》系列演讲中，我们已经听到许多关于人民币国际化的观点，但阿文德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如此深入的政治经济图景。

　　萨勃拉曼尼亚生于印度，现居于美国，但他告诉财新记者，他每年都要来中国6到7次。中国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他研究的聚焦。他于2012年出版的著作《大预测：中国经济未来20年》在西方学界掀起巨浪。由于他的观点太过非主流，他在演讲开头便笑称，在《经济学人》组织的网上辩论中，我方的支持率仅为25％。

　　财新记者： 人们对于人民币汇率的争论不断，你认为人民币当前是否在公允值区间内？

　　萨勃拉曼尼亚：抛开最近三个月中国央行策划的贬值不看，我认为人民币是在公允、均衡区间内。不过，由于中国经济增速仍然快于美国，人民币仍然会持续升值。这可以看作是实际汇率伴随着人民币汇率均衡水平一起攀升。

　　财新记者： 你是否测算过最终的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

　　萨勃拉曼尼亚：我看到过的研究中，较多的是对于汇率上升速率的估计——最常见的是每年2％到3％，而非对于人民币汇率最终均衡水平的估算。

　　具体来说，中美GDP增长率之差约为5％，人民币每年就应该升值该差值的二分之一，即2％-3％。如果两国的通胀率不同，还需作相应调整：如果中国的通胀率为 3％，美国的为1％，那么升值速度就应该再加上2％。

　　财新记者： 中国学者余永定曾提到，人民币国际化的每一步都对应资本项下放开的一项。人民币国际化加速，意味着资本项开口更大，套利空间也更大。你对此观点是否认同？

　　萨勃拉曼尼亚：我完全同意。在半开放的体系下，境内外利差的存在会引导套利资金的流入。如果央行对此进行干预，外储就会不断上升。

　　在继续开放资本项的假设下，应该通过汇率的自由调整来应对套利资金的流入，使之自动达到均衡态。一段时间后，还有可能通过贸易项逆差来减少外储。

　　财新记者： 你曾撰文呼吁，在资本项放开问题上，中国和印度两国决策者应该互换位置，怎么解释？

　　萨勃拉曼尼亚：印度近年来一直在去除各种资本管制措施，这是我对印度储备银行行长拉詹（Raghuram Rajan）最主要的不认同。印度的外汇储备不多，本身已经高度依赖外部资金，不应该进一步开放资本项。

　　而中国则应该更大地放开资本项。中国有巨额的外汇储备，可以抵御资本流出，而且中国对于外部资金的依赖很小。此外，正如我在演讲中提到的，中国有以开放促改革的需要。

　　 财新记者： 有观点认为，货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条件之一，是该国拥有一个独立的央行。你是否认同？

　　萨勃拉曼尼亚：我不认为如此。央行独立性的问题，其实是人们对于该国的政治经济管理体系，乃至金融体系，是否有足够信任的一个表征。在发展中国家，探讨央行的独立性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他们的政治经济状况过于复杂。

　　 财新记者： 印度的情况如何？拉詹行长似乎作得还不错？

　　萨勃拉曼尼亚：印度的局面稍有不同：当通胀率在10％时，所有人都希望把通胀率降下来。

　　拉詹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我的共同作者，我们一起写过5篇学术文章。总体来说，他做得不错，但他并不是对政治压力免疫的，也不时需要向压力妥协。

　　一个例子是，他反复呼吁美国在退出量化宽松（QE）时要考虑其他国家的状况。我对此完全不认同。我与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为此写了一篇文章，讲述“新兴市场的受害者心理”。中国央行也多少属于类似的情况。对于印度来说，你自己卸下了资本项防卫，却因为自己的失误指责其他国家的做法。

　　 财新记者： 不少人认为货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另一个条件是政治改革。你怎么看？

　　萨勃拉曼尼亚：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但也并不是绝对的，共产党治下的中国也能让外人为之振奋，关键问题是中国当局怎么做，来让海外的人给予你足够的信任。

　　财新记者： 你在演讲中提到重商主义实践在中国过去30多年的发展中如此“实用”，你认为中国掌权者真的会想要退出该策略吗？至少从近期的汇率政策发展来看，似乎并非如此？

　　萨勃拉曼尼亚：确实会有很大的阻力。但是从成本收益分析的角度来看，情况已经变得越来越急迫。

　　首先，中国偏爱的“生产者模式”已经造成资本所得在经济体中的占比大幅上升；劳动力所得占比显著下降——过去十年间下降了10个百分点。今日中国的公众骚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民被“出卖”了的感受。

　　其次，重商主义也让中国在外部冲击面前变得越来越脆弱。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出口骤减，如果不是当时的“猛药”刺激，中国的增长率很有可能受到显著影响。随着当前中国政府的财政、负债能力下降，政策空间收紧，日渐频繁的外部危机对于中国的潜在冲击会越来越大。放弃重商主义反而可以让中国更重视、依赖国内需求，降低对外部的风险敞口。

　　此外，中国的外储已然数额巨大，且仍在飞速累积。假设外储增长到5万亿美元，20％的人民币升值就意味着中国损失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7％。即使对于中国，这也不是个小数目。

　　往前看，如果中国仍采取这样的实践，与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摩擦也会越来越频繁。

　　财新记者 ：即使中央层面的官员能意识到这些，但作为政策执行者的地方政府官员仍多数陷在这样的思维模式中。改变的前景几何？

　　萨勃拉曼尼亚：变革确实不易看到。但中国与全球的贸易顺差规模已由超过GDP的10％下降到2％，未来出现逆差也并非不可能。

　　 财新记者： 你提到的通过互联网金融来促使银行变革，在你看来，是当局或央行有意为之？一些互联网金融服务最近似乎有被监管机构叫停的苗头。怎么解释这一矛盾？

　　萨勃拉曼尼亚：我并不确定是否是政府或央行有意采取这样的改革策略。但一些互联网金融活动被叫停，恰恰可能是因为这样的策略成功了，对银行体系构成了威胁，以至于后者出现反弹，通过他们的影响力，施压抵制。

　　政治永远是复杂的，哪怕是中国的经济管理者，也无法对此免疫。

　　记者点评： 人民币能否取代美元，时间自有评断。令财新记者眼前一亮的，则是他对于中国改革的政治经济分析。听完他的一席话，我们对改革的前景是否又多了几分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