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4月底，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向社会发布研究报告称，他们委托专业公司对2015年全国19个重点大城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满意度的调查显示，北京市的满意度与5年前相比增幅超过24%，增幅排名第一。

　　作为一个有着810万外来人口、常住人口总数达2100万的全国特大城市，北京市的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满意度能在几年内取得这样的进步，实属不易。

　　就连一向对北京教育多有批评的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杨东平也发出感叹：“在我看来，北京教育改革最大的变化是2015年实现了就近入学，一举破解了持续十几年让人无奈而又悲观的小升初乱象，并一举走在了全国前列。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可谓是力挽狂澜。”

　　老百姓对教育均衡满意度的增加，是对北京3年来大刀阔斧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取得突破的认可。

　　那么，北京的教育综合改革为什么能在短短几年内取得突破？有哪些值得各地思考和借鉴的启示？

　　敢于碰硬 不畏改革之难

　　“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一定会触及一些群体的利益。”北京市教委主任刘宇辉说，“但是，如果我们瞻前顾后，不敢碰硬，不敢打破利益格局，那么改革必然难以取得突破，只会引发群众更大的不满，最终不利于教育事业的长远发展。”

　　最能体现他这段话的，莫过于北京3年来铁腕治理“择校热”的改革。

　　北京的“择校热”曾经有多热？曾有家长这样总结北京的“小升初”方式：共建、占坑、奥数……足足列出16种。网上还曾经流传这样的话：“有权有钱找共建，无权有钱去占坑，无权无钱拼奥数。”

　　与“择校热”相伴而生的各种教育乱象，曾让首都百姓痛恨不已。

　　条子生、共建生，说到底是权力介入招生，破坏了正常的教育秩序，伤害的不仅是教育公平，也可能成为滋生教育腐败的温床。

　　无疑，这是一块最难啃的硬骨头。敢不敢向权力开刀，能不能根治“择校热”这个顽疾，成为检验北京深化教育综合改革、践行教育民生观的“试金石”。

　　时任北京市委常委、教工委书记苟仲文一上任就下了决心。他在一次会上说：“面对择校顽疾，我们等不起、拖不得，必须果断解决、当断则断。不断就没有出路，慢了会贻误时机，付出的代价将更大，会引发群众对教育改革的失望和不满，不利于形成一种良好的教育发展环境和气氛。”

　　决心既下，行动必须果断有力。2014年4月，北京铁腕取消“共建”，堵住特权入学通道。

　　一个月后，北京再祭出15条“禁令”，规范义务教育学校招生行为，用制度彻底堵住“以钱择校、以分择生、以权入学”的行为，同时打断了名校在义务教育阶段“掐尖”的念头。

　　北京市教委不畏艰难、敢于碰硬的有力举措，在首都百姓中引起强烈反响。一位学生家长说：“取消共建，让我们感受到市教委治理‘择校’乱象的决心。”

　　集中力量 打好“歼灭战”

　　北京市这一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的过程中，除了要面对整治“择校热”这样难啃的硬骨头，还必须解决好一些因长期积淀难以根治的问题。

　　“对这类难题，北京市采取的是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策略。”市教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三点半问题”就是北京市此轮改革遇到的一个难题。这个问题是如何产生的？这是近10多年来，从教育部到各地教育部门狠抓中小学生“减负”带来的一个让人无奈的结果。

　　2013年，北京推出“史上最严减负八条”，明确要求小学生在校时间不能超过6个小时，中学生在校学习时间不超过8个小时，每天下午3点半，学校准时放学。

　　“减负八条”确实减轻了中小学生的课业负担，使广大中小学生拥有更多课外时间追求个性发展。但是，每天下午3点半放学后，接孩子下学成了让很多学生家长头疼的问题。加上社区教育发展滞后，不能有效解决孩子放学后的活动和教育问题，“三点半问题”由此产生。

　　这个问题不解决，还将严重制约素质教育在学生课外时间的良好开展。这成为摆在北京市教委领导面前的一道不小的难题。经过充分调研和论证，北京市找到了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解决之道。

　　从2014年1月开始，北京市推出全市中小学生课外活动计划，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每年投入5亿元用于中小学生课外体育、文艺、科普社团活动。

　　根据这项计划，各中小学每周至少3个下午放学后的3点半至5点这段时间，都会安排课外活动，而费用由财政部门按照城区生均400元、远郊区县生均500元给予补贴。

　　“这项课外活动教育公共服务，真正达成了为家长解忧、让学生受益的目的，成为一项实实在在的教育民生工程。”市教委相关负责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