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丁钢，苏州大学 教育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丁钢(1972－)，男，江苏泰兴人，苏州大学教育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镇江高等专科学校副校长，教授，从事高等教育管理、大学文化研究。

　　内容提要：高职教育的生态发展要立足生态位、生态链和生态化三个视角。生态位视角下，高职教育应通过错位拓展、适度拓展和虚拟拓展，强化特色发展，促进持续发展，拓宽生态空间。生态链视角下，高职教育应加强结构性优化、竞争性合作和内涵式发展，促进生态链的完整性，增强生态链的开放性，实现生态链的持续性。生态化视角下，高职教育人才培养应加强人文教育、课程交融，尊重和发展学生个性，培养学生的发展型素质、复合型能力和创新型潜质，促进学生可持续发展。

　　关 键 词：高职教育 教育生态 生态发展

　　“生态”(eco)一词源于希腊文中的词根oikos(“住所、栖息地”之意)，寓意家庭成员能够彼此和谐相爱、彼此负责任。“生态学”(ecology)则是oikos与logos(“学问”之意)的合成词，其本义是研究生物住所和环境的学问。1866年，德国人海格尔(E. H. Haeckel)首次提出生态学概念，认为生态学是探讨生物有机体之间以及生物有机体与其生存的无机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学问。之后这一概念逐步延展到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及社会领域中，不仅成为一种学科体系，而且成为一种方法体系，指导各类社会实践活动。在教育领域中，1966年，英国著名生态学家、高等教育家阿什比(Eric Ashby)首次提出“高等教育生态学”(Ecology of Higher Education)的概念。[1]所谓高等教育生态学，指以生态学的原理和方法来考虑高等教育的发展问题，尤其强调要把握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的生态平衡、协同进化的原理与机制。1976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院长劳伦斯·克雷明(Lawrence Cremin)在《公共教育》一书中提出了“教育生态学”(Educational Ecology)的概念。

　　按照生态学的观点及其方法改造教育，解决教育过程中的矛盾以及教育与教育外部之间的矛盾，是教育自身生态化发展的具体内容[2]，也是推动教育与教育外部之间和谐发展乃至社会大系统生态化的重要途径。[3]高职教育的发展，既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必然要求，也是高等教育系统对社会大系统的耦合与响应。高职教育应用性强，与社会大系统的基层接触面宽，关系密切，在社会生态系统中思考高职教育的定位和发展，不仅仅是高职教育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大系统和谐发展的需要；不仅仅是一种高职教育发展视角的转换，更是一种基于生态学的高职教育发展观的创生。高职教育的生态发展，要求从教育理念的角度，将生态学的理念、原则、目标和方法等内容全面贯彻和深刻融入高职教育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实现教育观念的提升和教育实践方式的转变，逐步构建生态化的教育思想、理论与实践体系，进而形成具有系统性、前瞻性、全面性、指导性等特点的高职教育生态理论。

　　本文拟在审视社会系统对高等教育的多元需求和教育内部结构分工的基础上[4]，结合我国高职教育的社会功能、施教主体和培养规格的变迁，从社会系统、内在结构和未来向度三维角度，系统分析高职教育的生态位、生态链和生态化，以促进高职教育、高职院校和高职学生的可持续发展，为社会和高等教育系统的生态平衡与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撑。

　　一、社会系统中高职教育生态位的拓展

　　依据生态学理论，任何物种都会以自己特定的生态形式生活在特定的时空中，该时空就是生物的“生态位”(ecological niche)。1910年，美国学者约翰逊(R. H. Johnson)第一次在生态学论述中提出生态位的概念。所谓生态位，是指一个种群在某一生态系统中所占据的时间空间位置及其与相关种群之间的功能关系与作用。[5]

　　1.高职教育的生态位变迁

　　高职教育主要通过在教育系统中的属性定位，明确其社会功能；通过人才培养目标的选择，明确其与社会人才需求的关系，从而确定它在社会系统中的生态位。我国高职教育的生态位变迁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高职教育在教育生态系统中的属性定位变化。

　　从1980年我国首批13所短期职业大学挂牌招生，到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通过高等专科学校、职业大学和成人高等学校改制，以“高职班方式”为补充的“三改一补”办高职教育，这一阶段我国关于高职教育的属性定位不够明晰。其中，1991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只是提出“积极推进现有职业大学的改革”，“努力办好高等职业学校”，并没有明确其属性定位。1995年8月，国家教委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研讨会上提出：“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是属于高中阶段教育基础之上进行的一类专业教育，是职业技术教育体系中的高层次。”1999年6月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发布的《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指出，“高等职业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明确了高职教育的高等教育身份。

　　从1991年到1999年，我国高职教育的属性定位经历了由职业教育到高等教育的逐步清晰的过程。当时，由于大部分高职院校是由中专学校升格而成的，这种定位有利于高职院校摆脱原有中职教育的影响，尽快适应新的角色。2010年底，教育部将高职教育划归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管理，使高职教育带着高等教育的身份“回归”职业教育。在21世纪的最初10年里，高职院校的高等教育身份逐步明显，甚至出现了总想把自己办成大学的强烈意识，高职教育高教性与职教性的统一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2010年底的提升性“回归”，使得高职院校在高等教育体系中保留下来并突出了自身的职教属性。

　　从我国高职教育的属性变迁中可以看出，高职教育在教育系统中的生态位具有“高等教育的应用型”和“职业教育的高层次”的双重性特征。其实，生态系统中的区域划分本身就不是截然分开的，不同区域之间的分界线是相互耦合交叉，而且不断变迁的。高职教育生态位的重叠性界定和变迁性选择符合生态系统的基本特征。

　　二是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在社会人才需求系统中的定位变化。

　　人才通常分为学术型与应用型两种，其中应用型人才又可分为工程型、技术型和技能型三种。据此，社会人才分为学术型、工程型、技术型、技能型四种类型。技术型和技能型人才从事的都是在生产第一线或工作现场直接为社会谋取利益的工作，其中技术型人才侧重于把工程型人才或决策者的设计、规划、决策转换成物质形态，从而对社会产生具体作用；技能型人才主要掌握熟练的操作技能及必要的专业知识，技能型人才比技术型人才的岗位更贴近一线和基层。如表1所示，我国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变迁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探索性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到2002年。这一阶段有高级操作人员、高层次实用人才、高级职业技术人才、专门人才、实用人才等提法，虽然表述不同，但核心内容都强调了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的实用性取向，基本体现了高职教育的社会功能与性质。二是争论性阶段，从2003年到2011年。在前一阶段确定人才培养实用性取向的基础上，这一阶段主要在技术型和技能型人才之间进行争论。2003年、2004年定位于技能型人才，称“高技能人才”[6]；2006年定位于技术型人才，称“高等技术应用型专门人才”；2011年又再次定位于技能型人才，称“高端技能型人才”。三是综合性阶段。2012年出台的《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提出，高职教育重点培养发展型、复合型和创新型的技术技能人才，在外延上把技术型人才和技能型人才都作为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的范围，拓宽了高职教育的生态位宽度。

　　2.高职教育的生态位拓展策略

　　“生态位宽度”(niche breadth)是指一个生物可利用的各种不同资源的总和。在没有任何竞争情况下的可利用资源称为“原始生态位”(fundamental niche)。因种间竞争，一种生物不可能利用其全部原始生态位，所占据的是“现实生态位”(real niche)。自然生命系统之间的竞争是在现有资源空间中的竞争，它本身不能创造自身需要的资源空间。社会生态系统中，社会组织不仅可以根据自身在社会功能关系和作用中的法定属性利用相应的资源，而且可以拓展甚至创造自身生存、发展的新空间和新资源。高职院校可以通过在高等教育内部及其与其他社会组织(如企业)之间拓展和创新自己的现实生态位，从而拓宽自身的生存空间，增强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后劲。

　　一是错位拓展，强化特色发展。

　　自然界利用空间错位的形式使生物各得其所。高职教育在社会生态系统尤其是在高等教育生态系统中，如能根据自身的资源基础特征，选择区别于竞争对手的重点区域进行发展，像生态分离原理所揭示的那样彼此错落有致，就会形成错位发展。纵向而言，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专科层次院校与本科层次、中职层次院校要有所区别地瞄准社会不同层次的人才需求，确定自身的培养目标和发展方向。横向而言，在同一区域内，同一层次的不同院校要根据自身的办学积淀和实际，科学地选择自己的优势专业、长线项目和战略目标，服务区域内不同的领域、产业和企业，统筹规划，集约发展，使得高职教育与其他教育以及高职院校之间各有侧重，相互牵引，相辅相成。

　　二是适度拓展，促进持续发展。

　　高职院校在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对自己的生态位进行控制和优化，以适应和改造自身发展的生态环境。生态位控制包括调整生态位和拓展生态位两个方面。高职院校只有不断调整生态位，才能适应社会生态系统的发展需求；只有不断拓展生态位，才能赢得新的发展空间。如果在发展过程中，只注重适应不注重拓展，就会缺乏发展的速度和力度；只注重拓展不注重适应，就会缺乏发展的稳度和可持续度。因此，高职院校在发展的过程中，对生态位的拓展速度和宽度要掌握好，避免失去自身的特色和发展的连续性。纵向而言，我国高职教育的举办重心从专科层次向本科层次的高移已经成为必然趋势，教育部已明确将通过现有部分本科院校的转型实现我国高职教育的生态位拓展。这部分本科院校转型的速度及其与原有高职院校之间的衔接度，成为影响我国高职教育生态发展的关键因素。理想状态是转型后的应用技术型高校应如同从高职教育体系中自然生长出来的一样。横向而言，同一层次的不同院校在人才培养与专业设置上，要适应区域产业变化，科学把握自己拓展的可承载力，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既不能盲目跟风和无节制地拓宽，最后力不从心，不能集中精力办好优势专业；又不能过于专注传统优势，无视产业变化，从而失去发展的时机和未来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