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地形，用制险塞”，是历代修筑长城普遍采用的指导原则之一。以险制塞原则，可以说是长城修建的最重要原则。中国历代军事家都非常重视利用地形和险塞，《孙子》“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轻地，有争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圯地，有围地，有死地”；《吴子·论将》也指出，“路狭道险，名山大寨，十夫所受，千夫不过，是谓地机”，都强调的是利用自然地理条件的险要构筑军事防御体系。

　　长城上的著名关隘，其设置大多数都要早于长城。春秋战国时期长城的关隘多为单体的关塞，只有到了秦汉时期才有了以关隘为核心的防区概念。这时的关塞既要体现据险设防的价值，又要强调通过若干关隘协同设防共同构建防御体系的战略意图。因此，关隘的分布时的“因地形，用制险塞”，就不仅是要考虑一个关口的问题。

　　长城作为军事防御工程，是人工构筑的军事防御体和自然险阻的有机结合。修建长城，设置关隘就是要选择易守难攻的地方，通过修建高大、坚固而连绵不断的长城墙体来强化自然险阻，达到有效防御的目的，有效保卫生存空间。

　　“因地形，用制险塞”就是指修长城时要选择有利地形，因地制宜地进行设计和施工。长城的走向、建筑的体量、选用的材料等，都要根据所经之处战略重要性和地形的不同特点，按实际情况灵活确定。中国北方分布着一系列的山脉，历代长城基本上修建在这些山脉的山脊上或这些山脉南北临近地区的冲要位置，长城和外侧沟谷纵横的险峻高山，成为防御敌人的屏障。

　　由于巧用地利，在长城建筑中创造出许多奇迹。山海关建筑城垣一侧深探入海，另一翼则延展上山，把山、海与城三者建设成为浑然一体的防御体系。在九门口，城在水上建，水在山中流，坚固的防御工事与山水相依。长城西行进入大漠，在穿越黄河时，堤、堰、水均被利用。在平原、草地、沙丘地带则垒墙、筑城，使长城在平坦的旷野中延伸。

　　马建军、周佩妮在《宁夏境内现存古长城的构筑方式探述》中指出“宁夏有不同时期修筑的长城遗迹，可见墙体近两千里，辅助设施有两千多个。修筑方式多样，因地制宜，采用黄土夯筑、砂石混筑、石块垒砌、劈山就险、自然山险、深沟高垒等多种形式，还有品字形窖、壕堑、苟拉壕等颇具区域特色的构筑方式。”在历代长城修建中，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做法。

　　从现存长城遗址的有关调查中可以看到，巧妙选择有利地形修筑城墙的例子各地都有很多。比如八达岭东南的东三岔和西三岔的长城，就没有修建八达岭那样的坚固城墙。在山体非常险峻，敌人根本无法直接上去的那些陡峻的地方，无需人工修筑墙体，古人巧妙地利用山险，甚至采取铲削山崖的办法来加强山险。《明宪宗实录》中记载：“巡抚延绥右副都御史余子俊奏：延庆边疆山崖高峻，乞役山西、陕西丁夫五万，量给口粮，依山铲凿，令壁立如城，高可二丈五尺。山坳川口连筑高垣，相度地形，建立墩堠，添兵防守。”

　　长城以占据地利、巩固防御为目的，充分利用地利，通过修筑墙体等方式串联山崖、峭壁、沟壑、峡谷、河流、森林等自然险阻，形成一道人造与天然互相补充的军事设施。以险制塞的空间原则，保证了长城防御作用的有效发挥。

　　以险制塞原则，不仅是长城墙体的布局原则，就是一座敌台的选址，也同样依照此原则。戚继光在《筑台规则》中讲到“相基之法，要在内外合一，山平墙低坡小势冲之处则密之，高坡陡墙之处则疏之，固为一定之势；但就其湾环远对之状各有相宜之势、当必建不可已之处，即不合丈尺亦当建筑，不可移之而必就于合式之地”。戚继光在《再议增设重险以保万世治安疏》中也认为“□□而台之位置，又视其山之形势，参错委曲，务处台于墙之突，收墙于台之曲，突者受敌而战，曲者退步而守，所谓以守则无不固也”。戚继光谈到的敌台布局原则，非常强调要依照军事防御的实际需要布局。

　　《明经世文编》中的《薛恭敏公奏疏·覆议蓟镇事宜疏》中也曾提到，“凡两山断处，皆筑有敌台，设有火器为可夹击”。敌台修建在两山相接的峡谷地带或两山相接峡谷地带的山顶，敌台建筑与山险共同构成严密的防御。

　　长城选址的因地制宜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强调对水资源的控制和利用。如果长城与河流顺势走向，其选址则结合河流走势，将长城修建在陡峭的河岸之上，使临河的长城墙体更为易守难攻。如果长城墙体必须横跨河流，则长城墙体也尽量顺河流走一段，然后再修建桥堤形式的墙体与河流共同构成防御屏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