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回顾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几次重大追问，都蕴含着丰富而科学的学习观。从历史缘由看，每次追问都无一例外地和马克思主义的文本、解释、应用有关。从追问实质看，各种不同形式的追问实质上都反映了追问者所坚持的科学学习观。从价值诉求看，各种不同的追问都表达了追问者坚决纠正偏离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倾向、不断寻求真假马克思主义的判断标准、牢固树立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的共同理论诉求，从而明确表达了追问者在“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上的科学学习观。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观；科学学习观

　　作者简介：曹富雄(1967- )，男，甘肃定西人，兰州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所所长，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3－3637(2012)05－0011－04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学习观必须回答和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历史上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几次重大追问实质上反映的是追问者在“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一问题上的科学态度，体现的是追问者科学的学习观。由于每次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追问既有其发生的历史缘由，也有其共同的价值诉求，因而对历次重大追问所反映的科学学习观进行考察是很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本文要做的就是弥补这方面研究的不足。

　　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几次重大追问的历史回顾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追问理所当然地发生在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这一过程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创立和建构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又是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及其继承者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者甚至反马克思主义者不断斗争的过程。其间，虽然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形态不断发生着变化，但是无论哪一种形态的产生，都既没有离开也不会结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追问，这实际上已经成为贯穿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一种规律性现象。影响较大的追问至少有以下五次：

　　第一次追问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并将其初步系统化过程中发生的。追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应当说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追问是由马克思本人首先发起的。19世纪70年代末，马克思针对当时法国“马克思派”存在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曾明确指出：“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1]。学界认为，这是马克思本人以间接的形式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首次追问[2]。恩格斯在他的晚年也针对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青年派”之流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态度，一再强调：“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3]这实际上不仅是对马克思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追问的进一步回答，而且折射出对“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的回答。马克思逝世后，在恩格斯的指导和帮助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和学生进行了初步的系统化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工作，当然，这一工作是在后来马克思主义者同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斗争中逐步完成的。

　　第二次追问是马克思主义者在同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发生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生，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其生产关系较之以前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变化，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相对和平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到来使得马克思主义面临着诸多新的挑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似乎已成为一种“假说”，尤其是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似乎已经“过时”。另一方面，主张阶级合作、通过走和平的“议会道路”逐渐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却成了当时的一种时尚。面对这两方面的挑战，理论家们从不同角度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现实意义作出了各自不同的理解，对马克思主义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也作出了各自不同的阐释。其中，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最引人注目的解释，他借口时代的发展变化，宣扬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甚至打着“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全面修正马克思主义。1899年，他把自己的修正主义观点系统整理成《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并公开发表。该书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阶级斗争学说等进行了全面歪曲和根本否定。由于当时许多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站出来坚决反对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从而使这一关系马克思主义历史命运的大争论由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很快扩展到国际范围，这在一定意义上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第三次追问是第三国际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思潮的斗争中发生。第二国际是1889～1914年各国工人和社会主义者要求加强国际联系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国际联合组织，它从开始建立时起，就因为对时代和无产阶级革命的认识分歧而从内部分化为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改良主义三个派别。在第二国际的前期活动中，马克思主义派同无政府主义派进行了坚决斗争，批驳了无政府主义者否定议会斗争、争取社会改良、主张进行个人恐怖活动、用总罢工来反对战争等一系列错误观点。然而，由于对无政府主义派批判不力，以致这种思潮日益滋长，进而发展为从理论上系统修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修正主义派。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带头之下，第二国际大多数政党纷纷表态，公开支持本国帝国主义政府。这意味着，第二国际实际上已经完全蜕变为主张改良主义的组织，并与后来列宁领导创建的革命的第三国际相对抗，这种对抗源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引起的“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所产生的认识上的分歧。

　　第四次追问是战后在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两大思潮的对立中发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人们不得不从残酷的世界大战和空前的社会对抗中深刻反思日益严重的自然生态危机、社会伦理危机、人性危机等各种现代社会危机。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两种社会思潮的对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科学主义思潮仰仗科学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支配地位，以科学的名义在现代多元思想文化中建立起一种强势专制的意识形态话语。而人本主义思潮则任意贬低甚至反对科学和理性，其中作为最大流派的存在主义就特别强调孤立的个人存在的意义，认为只有从这种个人存在出发，才能排除一切不真实的东西，恢复人的自由和尊严。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不仅彼此相互对立，而且都从各自的角度来抨击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不得不面临双重任务：既要反对人本主义，也要反对科学主义；既要强调物质世界的客观性和规律性，又要充分考虑人的主体地位、注重人的全面发展。在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共同夹击下，马克思主义在某种意义上获得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既要把科学主义与科学精神区别开来，又要把人本主义与人文精神区别开来；既要反对抽象的人本主义，又要重视人文精神；既要反对科学主义，又要提倡科学精神，从而使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达到完美的统一。

　　第五次追问是在苏东剧变后人们对社会主义历史命运的深刻反思中发生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社会主义实践在苏联(也包括东欧国家)遭受了严重挫折，使苏联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诠释方面所起的权威作用被彻底打破，从而在国际范围内同时掀起了“回归马克思”的思潮。“回归”思潮的出现主要基于以下两个意图：第一是试图将苏东剧变的原因与马克思学说加以区分，以便从社会主义实践的挫折中拯救马克思学说；第二是试图将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学说加以区分，以便将马克思学说从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回归”思潮显然是在资本主义巨变和社会主义剧变的双重背景下产生的。一方面，资本主义虽然发生了巨大变化，但由于其固有矛盾依然存在并日益激化，人们又不能不看到马克思学说对于这一时代的重要性。另一方面，由于社会主义发生了剧变，特别是伴随着苏联解体，国内外同时出现了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叫嚣。正是在这样的双重背景下，国际范围内很快掀起了“回归马克思”的思潮，如“找回马克思”、“重读马克思”、“回到马克思”、“走近马克思”、“走进马克思”等等。如此一来，“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再度成为人们在深刻反思社会主义历史命运时不断发问的话题。值得肯定的是，“回归马克思”并不是此次追问的目的，每次追问旨在为马克思主义正本清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