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巴基斯坦人民党在贝娜齐亚·布托时代分别赢得了1988年和1993年的两次选举，获得执政机会。贝·布托所领导的两届人民党政府，在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引进外资、推动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改善与西方的关系等方面，尤其是在提高妇女地位方面，作出了有益的贡献。由于人民党政府执政绩效差强人意，再加上反对党及其执政的地方政府不合作，以及贝·布托本人与总统的关系恶化，这两届人民党政府执政时间均未届满，就遭到了总统解散。

　　关 键 词：贝·布托；巴基斯坦人民党；社会党；执政

　　作者简介：向文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中图分类号：D0;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574(2012)04－0093－10

　　在阿里·布托于1979年遇难后，巴基斯坦人民党(以下简称人民党)进入了贝娜齐亚·布托(以下简称贝·布托)时代。起初，人民党指定阿里·布托的夫人努斯拉特·布托为党的终身主席，并且决定，如果巴军人政府取消她参加政治活动的资格，那么这一职位则由其长女贝·布托继承。后来，贝·布托成为人民党的联合主席、代理主席、主席，是这一时期人民党的最主要领导人。在贝·布托领导下，人民党先后两次通过选举赢得执政，取得了不小成绩，但也遭受了许多挫折。

　　一、贝·布托领导人民党的首次执政实践

　　在阿里·布托遇难后，巴基斯坦人民党与穆斯林联盟、民族民主党、民族解放阵线、民主党等反对党结盟，组成“恢复民主运动”，要求齐亚·哈克总统辞职，举行新的大选。人民党在该联盟中发挥着领导与核心作用。但由于“恢复民主运动”内部在思想和政策上存在分歧，所以齐亚得以充分利用这些分歧，使该联盟处于分裂之中①。尽管如此，“恢复民主运动”仍在地下继续坚持反抗活动达两年之久。1984年1月，齐亚允许贝·布托前往伦敦治病。在此期间，贝·布托在伦敦积极从事反对军人政府的活动，并极力动员国际舆论反对齐亚政府。在她的努力下，美国政府开始对齐亚施压，要求巴基斯坦重新举行大选。

　　1986年4月，在贝·布托返回巴基斯坦不久，她和她母亲被选为人民党的联合主席。为了恢复民主，贝·布托组织群众集会，抗议军人统治。通过几个月的抗议活动，“贝娜齐亚旋风”终于迫使齐亚宣布举行以非政党为基础的大选。在齐亚于1988年8月死于空难后，贝·布托遂以在非政党基础上进行的选举不符合宪法为由，向巴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要求以政党为基础进行大选。这一宪诉得到最高法院的支持，决定于当年11月举行巴基斯坦联邦国民议会和各省议会的选举。

　　大选前夕，人民党对原来的竞选方式进行了修改，采取了温和立场，避免使用“社会主义”等字眼，竭力树立人民党寻求社会改革的形象，努力争取广泛的政治共识，以便让更多的团体和个人参加进来。在贝·布托领导下，这时的人民党已从一个群众性政党转变成为全方位的政党。结果，人民党在这次选举中成为国民议会中的最大政党，获得了204席中的93席，占全部议席的45.5％，得票率为38.5％，而伊斯兰民主联盟②则大大落后于人民党，只获得55个议席③。在地方议会选举中，人民党在信德省议会获得67席，为第一大党；在旁遮普省获得94席，不敌伊斯兰民主联盟的108席；在西北边境省和俾路支省，人民党也一改过去议席为零的状况，分别获得20个和3个议席④。

　　人民党获得国民议会多数席位，依法应由该党领导人负责组阁。但是，伊沙克·汗总统拖了十天之久，才要求贝·布托组阁。为了组阁，贝·布托充分展示了其现实主义的妥协风格。为安抚军队，她同意贝格将军继续担任军队总参谋长，表示不干涉军队的内部事务，并维持军队预算。她也同意支持伊沙克·汗继续为总统候选人。贝·布托最后组成的政府，实际上是人民党与齐亚时期的既得利益派妥协与分权的结果，而不是原当权派向人民党移交权力，而且这种分权是不平衡的，因为总统仍拥有解散政府与议会的权力。

　　1988年12月1日贝·布托正式宣誓就职，成为巴基斯坦历史上首位女总理；在其43名内阁成员中，有3名女部长⑤。同时，人民党也在信德省组建了包括穆哈吉尔民族运动在内的联合政府；在西北边境省，人民党则加入了人民民族党领导的联合政府。

　　贝·布托领导的人民党在这次选举中获胜的主要原因是：

　　第一，人民党仍有深厚的群众基础。阿里·布托领导时期，人民党得到农民、学生、工人、小企业主、商人、小资产阶级和城市专业人员等阶层的支持。特别是阿里·布托政府的土地改革，使部分中小农民和无地农民受益，因此人民党在农村有较强大的号召力。在巴基斯坦，中下层选民占选民的大多数，而人民党则得到这个大多数的支持。

　　第二，贝·布托的形象吸引着中下层选民尤其是女性选民。政党领导人的形象，对于党在选举中吸引选票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1988年选举中，政策主张等并不是决定性因素，而家世、口号和个人形象则起了决定作用。民意调查发现，24％的选民选择支持伊斯兰民主联盟，只是因为认为它是强有力的领导者；18％的选民选择支持人民党，只是因为他们怀念阿里·布托；22％的选民选择支持贝·布托，只是因为她是阿里·布托的女儿。总体而言，41％的选民受到政党领导人个人特点的影响，21％的选民则受到其家世的影响⑥。此外，贝·布托号召解放女性，提高妇女地位，反对伊斯兰教长期不准女性抛头露面的俗规，这在女性选民中产生了巨大反响，吸引了大量选票。

　　第三，人民党从群众党向全方位党转变吸引了各阶层的选票。群众党是指拥有庞大的党员规模，党内实行集权，主要依靠发动群众、教育群众等方式进行政治活动的政党⑦。在阿里·布托时期，人民党是一个典型的群众党，主要靠教育群众、发动群众而获得执政权。全方位党是指追求选票最大化，为争取更多选民而调整自己的政策方向和选举策略，放弃意识形态的党。这类政党出现于人们日益忽视意识形态，民众更多关注消费和享受生活的20世纪60年代末，以社会各阶级、阶层界线模糊为基础，放弃了原有的群众基础，逐渐向中间选民靠拢。贝·布托是一个非意识形态的实用主义者，她认识到在巴基斯坦现有社会结构框架内，人民党必须是一个多阶级的党，从而放弃了她父亲的左翼激进主义，使人民党成为一个全方位党。全方位党的最大特点是摆脱了过去单一阶级的成员，拥有更广泛的选民基础，能够平衡因社会经济发展导致某一阶级成员锐减带来的损失，保持其得票率份额。

　　新成立的人民党政府面临着许多问题，如经济下滑、种族冲突、腐败和军火走私等。其中经济问题尤为突出，尤其是1988年洪灾带来的损失达500亿卢比，占国民生产总值的0.6％；进口的不断攀升和国外汇款的不断减少，恶化了巴基斯坦的国际收支⑧。面对这种经济形势，人民党放弃了社会主义目标，决心实行私有化。不过，这一政策在实施之初却没有一个清晰的目标。为此，贝·布托政府成立了以法鲁克·莱加里为主席的委员会，其任务就是促进地方分权和加快私有化。

　　人民党政府实行鼓励私营部门发展的措施，如放宽投资建厂的限制，凡投资在10亿卢比以下的中小企业不须政府批准，投资在10亿卢比以上的企业由以总理为首的投资委员会批准。在贝·布托执政的前半年，就批准八家投资10亿卢比以上的企业。人民党政府加强了私有银行在货币金融领域内的地位和作用，为经济发展筹集更多的国内资金。为此，政府允许六家私营公司成立投资金融公司，不仅缓解了私营部门资金不足的困难，而且还可以促进货币金融业的发展。人民党政府对农业和农村的发展相当重视，向小农无偿分配了30.759万英亩土地，并继续增加农业投入，实行农业价格补贴。此外，贝·布托政府还以其民主的形象吸引了许多外资，例如美国嘉吉公司在萨戈达附近投资640万美元建了一个冷冻浓缩果汁厂，先锋良种公司投资1500万美元在拉哈尔附近建了一家杂交种子公司。

　　在推动政治民主化方面，人民党政府废除了歧视妇女的法律条款，恢复工会和学生会的活动，废除新闻检查制度⑨；赫免政治犯，使1.7万名犯人获得释放，其中2029名死刑犯改为有期徒刑，并释放了89名妇女犯人⑩。贝·布托总理还尝试让军队离开政治，使军队与政府的关系正常化。1989年2月，她下令让40名高级陆军军官退役并限制情报局的活动，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重新评估情报机构的作用，决定使这一机构处在文人政府的控制之下。

　　贝·布托更擅长外交工作，开展了广泛的外交活动。她改善了与印度的关系，推动巴、印签署了《双方互不攻击对方核设施》、《取消两国双重税制》和《增进两国文化交流》三项协议，化解了两国紧张关系。1989年2月，贝·布托正式出访中国，继续发展并加深了中巴两国的传统友谊。同年6月她访问美国，加强了巴基斯坦与美国的联系。美国总统乔治·布什答应，将在六年内给巴基斯坦42亿美元的财政援助，并答应给巴基斯坦60架F－16战斗机，价格是14亿美元(11)，以及额外给巴基斯坦60亿美元的经济和军事援助。贝·布托还与其他国家的领导人进行了广泛接触，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

　　由于反对党在旁遮普省执政，所以人民党在联邦政府的执政并不轻松。在信德省，穆哈吉尔民族运动在大选后成为一支重要力量，加入了人民党领导的该省联合政府，并支持贝·布托领导的中央政府。但在信德省发生种族间流血冲突时，贝·布托政府采取了不干预的政策，导致那些在骚乱中作为主要受害者的穆哈吉尔人成了人民党的批评者，穆哈吉尔民族运动也退出了该省联合政府。贝·布托最终未能阻止穆哈吉尔民族运动的势力在信德省的膨胀，该省不断恶化的秩序表明，人民党政府的权威在日益减弱；同时，贝·布托与军队的关系也出现了裂痕。当初，以总参谋长贝格将军为首的军方只是勉强同意她上台，但以旁遮普人为主导的军方领导人不愿意看到人民党在信德省扎根，所以当信德省的种族冲突愈演愈烈时，贝格将军也改变了态度。

　　尤其重要的是，贝·布托与总统伊沙克·汗的关系也出现了危机。在巴基斯坦，总统与总理的合作关系是通过谈判来确立的，因此这种关系不会维持太久。当人民党试图修改宪法，废除齐亚时期关于1973年宪法第八条的修正案时，伊沙克·汗表示反对。1990年8月6日，伊沙克·汗总统宣布解散联邦政府、国民议会及四省议会，指责人民党政府控制腐败失败，未能控制信德省的秩序，使种族冲突不断恶化。贝·布托任期未到，就被总统提前解除了总理职务。随后，伊沙克·汗任命古拉姆·穆斯塔法·贾托伊为看守政府总理。

　　人民党此次下台的主要原因是：

　　首先，组织薄弱，党内思想不统一。人民党在意识形态上倾向于民主社会主义，在政治上定位为中左，但在实践中尤其是在经济政策上则属于中右，从过去主张混合经济转而崇尚自由市场经济，从而失去了那些仍坚持由国家控制生产工具的老党员的支持。人民党在竞选宣言中声称要为穷人服务，但上台后没有采取任何实际行动，相反却忙于盖五星级宾馆(12)，沉迷于论功行赏，给自己的支持者分配报偿优厚的职位。贝·布托很少关心人民党的组织状况，甚至把党内一些老中坚分子排挤出了人民党，严重伤害了广大党员的感情，使党的组织更加弱化。

　　其次，反对党控制的省政府与联邦政府相对抗，使人民党难有建树。贝·布托为了消除旁遮普省这个钉子，使用了贿赂、恐吓等手段。旁遮普省的大多数政治家被她这种霸道行为所激怒，宁愿团结在以纳瓦兹·谢里夫为首的穆斯林联盟周围，也不向人民党政府屈服，使贝·布托的政策遭到重大挫折。

　　再次，穆哈吉尔民族运动倒戈。穆哈吉尔民族运动是穆哈吉尔人的政党。1988年12月，人民党曾与穆哈吉尔民族运动签订《卡拉奇协议》，答应执政期间改善穆哈吉尔人的状况(13)，以换取该党13名议员在国民议会中的支持，维持人民党在国民议会中的多数地位。但在该协议签署后的几个月内，双方之间的分歧就浮出了水面。人民党力求把穆哈吉尔民族运动和信德省其他民族主义者保持在可控范围内，而穆哈吉尔民族运动领导人则认为，人民党实行的是支持信德人反对穆哈吉尔人的政策。1989年5月，穆哈吉尔民族运动在信德省政府中的部长宣布辞职，抗议人民党没有兑现当初的承诺，于是人民党不得不与该党签订一个新协议，称为《谅解备忘录》(14)。但随着穆哈吉尔民族运动与信德省其他民族主义政党的冲突不断升级，信德省陷入暴力冲突之中。10月，穆哈吉尔民族运动结束了与人民党的合作关系，宣布加入伊斯兰民主联盟阵营，在议会中成为反对党，使人民党在国民议会中处于微弱多数。

　　第四，贝·布托政府的执政绩效差强人意。人民党在竞选宣言中提出了一系列承诺，如实行土地改革，成倍增加教育和住房建设开支，在世纪末使发电量增加六倍等。但这些承诺都没有实现。贝·布托政府承继了前任政府的财政危机，不得不靠借外债维持运转，根本没有钱用于发展，甚至还取消了对一些基本必需品如食品、燃料等的补贴。这无疑是对人民党的主要支持者——穷人——的沉重打击，导致其失去了这部分选民的支持。

　　最后，人民党政府不仅没有控制住腐败，甚至连贝·布托本人及其丈夫也涉嫌腐败。在1988年至1990年期间，人民党许多领导人和官员都被指控有腐败行为。1989年，贝·布托的丈夫阿西夫·阿里·扎尔达里也卷入了数起腐败和勒索指控。贝·布托还让自己的母亲出任部长，让自己的公公担任国家会计委员会主席，这种任人唯亲的做法严重损害了人民党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