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孙士聪，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美学与文论。

　　内容提要：“西马”理论家在中国本土的出场与接受无不与马克思主义的在场发生具体而复杂的关系。本雅明借道伊格尔顿在20世纪80年代被接受，其多元身份被单一化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其间完全无视安德森对本雅明的阐述：阴郁的阿多诺在80年代的接受落落寡欢，唯其诗学的社会学维度被初步发掘；马尔库塞的中国面孔则大体在诗意与批判、浪漫与悲观之间晃动。三个“西马”理论家在80年代的中国面孔凸显学术与现实双重语境压力，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当下学术自我审视的病理学症候。

　　关 键 词：本雅明；阿多诺；马尔库塞；中国面孔；1980年代

　　标题注释：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号14WYB029)、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一般项目(项目号ICS－2014－B－08)阶段性成果。

　　对于中国新时期30年来的学术实践而言，20世纪80年代意义特殊、内涵丰富，而对于“西马”理论家来说，则似乎太过于遥远。且不说本雅明那时已经离世30年，即便是属于他们那一代的风起云涌的六七十年代，都早已成为过往烟云，曾经的“关于普遍理论的传统理想已经荡然无存”①；而他们的理论，在他们自己新一代理论家看来，也成为“过去的一种思想形式”②、一种有待审理的思想遗产。因此，将“西马”理论家与80年代联系在一起，讨论他们所谓中国面孔，难免有些童话小说里爱丽丝梦游仙境的意味，或如霍耐特所言，即便“西马”理论家再世，面对一套欧洲中心主义的理论在中国的境遇，也将对此不知所云③。然而，他们毕竟进入我们眼中，并且如今还就在我们之中，因此，所谓80年代的本雅明、阿多诺、马尔库塞，与其说是他们在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回响，倒不如更为准确地说，是我们当下反思的自我镜像。80年代本土接受的三个“西马”理论家的中国面孔，追问形象丰富的本雅明如何换上马甲，决绝批判、面目阴郁的阿多诺何以落落寡欢，诗意批判的马尔库塞为何只留下诗意与浪漫，追问他们中国面孔建构的动力机制及其语境性，某程度上构成了当下自我审视的病理学症候。

　　一、本雅明的马甲

　　本雅明的名字早在1970年代末就出现在关于法兰克福学派的简要介绍中，那时他被认为“认真努力接近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而法兰克福学派却是“影响最大的最新的假马克思主义流派”。至1980年代初期，本雅明仅被提及是二战期间“最著名的德国文学批评家和主要的‘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家”，“西马”研究领域也仅点到本雅明名字，法兰克福学派早期研究则对他干脆不置一词，在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读中也付诸阙如。④随后逐步进入学界视野的本雅明理论，主要是艺术生产理论、文学倾向论以及1930年代现代主义论战。但同时又被批判为“似是而非”、“生搬硬套”，“是弗里契之流的庸俗社会学的孪生产品”⑤。上述关于本雅明80年代本土接受复杂行程的简要梳理难免挂一漏万，然仍凸显本雅明本土接受中两个值得关注的维度：一是马克思主义身份被强调，一是接受路径借道于伊格尔顿。

　　本雅明从出现在本土视野中到整个80年代，其马克思主义身份问题一直受到关注。所谓“努力接近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弗里契之流”之说，则可视为基本身份认定。用过往的话语来说，约略属于“尚可教育”之列，这与伊格尔顿、马尔库塞判然有别。有学者根据对待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的不同态度，区分为西马理论家四种身份：一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艺思想竭尽攻击和诽谤之能事”；二是“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和文艺理论的存在”；三是“对马克思主义美学感到失望，认为它没有回答当代艺术发展进程所提出的新问题”；四是“有一些人对马恩的文艺遗产做了比较严肃认真的研究，他们不仅承认在马恩那里存在着美学和文艺方面的理论，不仅承认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理论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学派，而且指出马恩的文艺思想是一个体系”⑥。其中，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径直被归于“攻击和诽谤”马克思主义的“西马”理论家之列，而伊格尔顿则属于第四种“进步”的“西方的资产阶级学者”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