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保证，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主线，从实际出发是正确坚持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在于创新，在于科学破解了时代的主题，这样才能成功完成历史赋予的根本任务。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与世界历史发展相联系的动态过程，生动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世界化的相互交融与内在联系。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作者简介：魏胤亭，天津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

　　一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是对待马克思主义唯一正确的态度；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贯穿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大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中一脉相承的最本质的东西，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不断取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成果的根本保证。江泽民指出：“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丢掉老祖宗，是错误的、有害的；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也是错误的、有害的”[1]。正确的做法，“一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一点，要坚定不移，不能含糊。二是一定要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勇于追求真理和探索真理的革命精神。这一点，也要坚定不移，不能含糊”。“这两个‘坚定不移’、两个‘不能含糊’，始终是检验我们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试金石。”[2] 我们必须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把“坚持”与“发展”统一起来。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条基本经验。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中最本质的东西，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科学本质和革命本性。早在1843年马克思指出：“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3] 恩格斯也指出，他与马克思共同创立的现代唯物主义，“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它不应当在某种特殊的科学的科学中，而应当在各种现实的科学中得到证实和表现出来”[4]。不仅如此，“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5] （P742-743）“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的阐明。”[5]（P680）正是这一科学本质和革命本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内在必然性，进而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逻辑和基本走向。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邓小平指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6] 人的思想必须适应变化着的情况而发展；如果思想僵化半僵化，人的认识就必然脱离客观实际而犯这样那样的错误。所以，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必须解放思想；思想路线意义上的解放思想，永远没有什么过头的问题，根本在于，它所反对的是一种僵死的、静止的形而上学观点和主观主义偏见。同样，实事求是的根本要求是客观地全面地认识事物，是反对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因而，只有实事求是才能使人的思想获得真正的解放。可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是相互联系的、内在包含的，共同反映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本质和革命本性。

　　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不仅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阐明了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国情、能使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更在于科学阐述了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怎样才算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等一系列根本的思想路线问题。历史反复证明，党的思想路线的解决不是一劳永逸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斗争，在完成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解决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第一大历史任务之后，马上就面临着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新课题、新挑战。新的时代、新的任务，呼唤着新的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也向坚持和实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只有首先解决了思想路线问题，解决了究竟应该以什么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才能进一步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这也正是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十六大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内在机制。

　　二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独创的核心成果，是马克思毕生的根本立场和思想路径，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理论追求，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主线，以及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继续发展的基本经验和必然要求。

　　马克思是杰出的科学家，更是伟大的革命家。与爱因斯坦晚年离开物理学的“主流轨道”，致力于统一场论的研究相似，马克思晚年也离开了所谓的“主流轨道”，即没有像人们通常判断的那样把主要精力放在《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的修订、出版上，而是转向了东方社会和人类学等领域的研究。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认为，研究东方社会和原始社会，可以使已经建构的唯物史观更加系统、科学，特别是能给予方兴未艾的东方革命运动以理论指导，这是更为紧迫、更有意义、更加重要的历史任务。毕竟《资本论》第一卷已经完成了揭示现代资本主义特殊规律的任务，在西欧各国革命形势走向低潮的形势下，他更需要对革命形势后来居上的俄国和东方各国进行某种“特殊规律”的研究，以倾听的时代呼声，不断推进和丰富自己的理论。

　　由此，考察马克思晚年理论兴趣的转换和变化，不难发现，所谓唯物史观的中国化其实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固有之义，中国一代代马克思主义者所继承的正是马克思未竟的理论诉求。于是，由阶级斗争理论切入，学习和掌握唯物史观、最终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以走向工农、投身现实斗争为途径，最终成长为共产主义的自觉战士，成为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产生、成长的共同轨迹。这极大地推动了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结合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认清时代，抓住主题，确定根本任务，端正发展目的、基本动力、成果归属、价值尺度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最终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强盛、人民幸福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伟大目标。这一切都具化为中国共产党人共同的理论和实践追求。

　　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依据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统一的思想，阐述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与联系，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和无产阶级革命规律的认识，到邓小平理论提出以不发达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和以共同富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创立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特别是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进程深刻地展示了一个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发展轨迹，即：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科学体系，同时又是简单、朴实的革命道理。怎样既坚持马克思主义自身固有的科学性、系统性，谨防各种形式的肢解、偏离或简单化、庸俗化；怎样既抓准、抓住其核心成果，又使之简明扼要、通俗易懂，便于亿万群众理解、掌握和运用，唯物史观及其不断中国化、民族化、本土化是一条贯穿始终的基本主线。

　　理论是时代的产物，理论的发展有其内在的逻辑。中国共产党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从一开始就没有、也不可能躲进书斋去从容不迫地消化、吸收，而是极其现实、迅速地运用，并在卓有成效的革命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路径，决定了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时期必然关注唯物史观特别是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深入扎实地研究和解决中国阶级斗争的实际问题，破解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与此同时，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也正是这一基本路径，决定了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始终牢牢抓住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成果——唯物史观的中国化，卓有成效地解决新时期所面临的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谋求到本世纪中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科学性、革命性和真理观、价值观的高度统一。随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具体实践的依次更替、深化，只有以唯物史观为主线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才能不断凝练、日益凸显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本质和革命本性，使马克思主义真正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胜利前进的旗帜，成为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掌好权、执好政的基本准则，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真正价值；同时，它也从根本上保证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持续发展和勃勃生机，保证了中国共产党人以一系列独具特色的创新不断合乎逻辑地丰富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与时俱进地锻造着真正属于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旗帜。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展示的真实而又生动的辩证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