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良性发展和非良性发展两种状态。邓小平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良性发展机制的建立做出了重大贡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良性发展，是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思想先导，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立足点，以党内民主为重要保障，以“三个有利于”为检验标准，以培养高素质干部为主体条件。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邓小平；良性发展机制

　　作者简介：黄志高（1977—），男，安徽怀宁人，安徽大学政治学系讲师，博士，从事中共党史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A8／D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07）02—0004—04

　　自1938年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后，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成为我们党的自觉行为。但这一过程绝非一帆风顺。进入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顺利推进，继邓小平理论之后，又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理论成果。这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实现良性发展。邓小平为建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良性发展机制做出了重大贡献，保障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顺利、健康、持续推进，出现偏差、离轨的可能性被控制在最低程度。

　　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顺利推进的思想先导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立足于中国实际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或是照搬照抄他国革命和建设模式，都阻碍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展。只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破除教条主义的思想禁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得以实行。从我们党的历史上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每一次飞跃，都是以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为先导。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破除了“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开创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针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毛泽东提出以“苏联为鉴戒”，出现了探索中国自己建设道路的新气象。但是，这时还没有真正摆脱传统社会主义观的束缚，解放思想还没有写入党的思想路线。这种思想解放是有限度的，“左”的错误反而越来越严重，最终导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遭受严重挫折。

　　邓小平支持、领导了真理标准大讨论，重新确立起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郑重强调解放思想的重要性，并将其与实事求是联系起来，共同写入党的思想路线之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确立，使我们党实现了三大超越。

　　其一，超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轨道上来。邓小平坚决反对“两个凡是”，既实事求是地指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又旗帜鲜明地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邓小平指出，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这就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接续了中共八大前后对中国自己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正确探索。

　　其二，超越苏联模式，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上遭受的曲折，从根本上说是由于我们没有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1980年4月邓小平首次提出“模式”的概念，指出完全按照别的国家的模式来建设中国是不可能的。[1]中共十二大上，邓小平强调，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他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5]。

　　其三，超越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形成了社会主义的新形态。从深层次看，苏联模式是传统的社会主义观的反映。邓小平认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他强调，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者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生形态，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它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邓小平理论则将这个科学社会主义观发展成一个新的当代形态。[3]

　　更为重要的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带来了思维方式的革命，使我们的精神状态始终保持开放性。它要求我们不仅努力超越前人，而且不断地超越自己，实现新的突破，在发展和创新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江泽民郑重指出，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会突破我们。这是社会前进的必然规律。党的十六大把与时俱进写入党的思想路线，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与时俱进，是指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解放思想强调的是打破旧思维，突出的是“破”；与时俱进，强调的是创造新观点，突出的是“立”。从邓小平倡导解放思想到江泽民强调与时俱进再到胡锦涛要求求真务实，反映了我们党的思维方式的重大变化。

　　二、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效实现的当代要求

　　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实践性内在地规定了马克思主义必须民族化、本土化。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要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都必须将其民族化、本土化。恩格斯曾指出，美国工人阶级的最终纲领，应该而且一定会基本上同整个战斗的欧洲工人阶级现在所采取的纲领一样，同德美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的纲领一样。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它必须完全脱下它的外国服装，必须成为彻底美国化的党。

　　一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本土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前者所包含的一般性要求对于后者具有指导意义，但后者又与前者有所不同，有着自身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就在于立足点的不同。马恩所创立的革命和建设学说是依据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提出来的，而近代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一个前资本主义社会。一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化，是指发达国家革命和建设理论模型在不同发达国家的运用，而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是创立适应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情况的新的革命和建设理论模型。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正确把握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提出了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问题，但对于结合的立足点的认识不是十分清醒的。马恩所创立的社会主义学说是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这种社会主义的前身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它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崩溃基础上的比较成熟的社会主义。而中国是由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进入社会主义的，这种社会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讲的社会主义在发展阶段上有着重大区别。1956年中共八大指出我国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但没有认识到所进入的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将我国现实中的不发达的社会主义混淆于经典作家所说的成熟的社会主义，导致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屡遭挫折。

　　邓小平的贡献在于对中国社会发展阶段作了重新判断。他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我们过去的错误在于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邓小平强调，一切都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们的基本国情。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邓小平理论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反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都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规律的丰富和发展，都是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