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马克思之前的历史观，或者是遵循历史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理解历史，把历史被他们归之于历史之外或历史之上的某种东西，或者用理性来解释历史的发展，将历史的规律视为理性的必然性规律，主张一种抽象的历史理性理论，从总体上说，都无法对历史做出正确的诠释。马克思在历史观上变革表现在把历史纳入到对人的整体性基点上来理解，揭示人与历史的生成性关系，并由此展开了对历史的全面认识和理解，进而实现了在历史领域中的历史观念上的总体性变革。

　　关 键 词：马克思；历史观；人；实践

　　作者简介：贾英健（1963-），男，山东金乡人，教授，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博士后，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07）08-0001-07

　　在马克思哲学中，“历史”构成其思想的一个重要思考向度。马克思不仅多次把他的新世界观指称为一种与唯心主义相对立的“历史理论”，而且更把历史当作一门“唯一的科学”。不过，马克思所理解的“历史”并不是以往思想家通常所理解的时空范畴中的社会历史，而是把事物当作“过程”而非“实体”来理解的一种历史的辩证思维，这种思维通过把历史纳入对人的整体把握来理解，揭示了历史与人的生成过程的统一关系，不仅提供了一个历史正确解释的现实基础，而且也完成了历史哲学领域的革命性变革。

　　一、实践决定：从历史的外在决定到历史的内在决定

　　在西方历史哲学的发展史中，历史决定论的思想一直是其一条主线。马克思以前的思想家或者用一种超自然的、神的意志和力量来解释历史的进程，把人类历史上出现的一切都看做是必然的和上帝安排好的；或者用理性来解释历史的发展，将历史的规律视为理性的必然性规律，主张一种抽象的历史的理性决定论。从历史哲学上看，这种哲学无疑是坚持的本体论这一哲学传统来展开自己的思想的，他们既没有摆脱从本体论出发抽演历史观的老套，也未能超载“存在—现象”、“理念—历史”的二分框架，因而都只能在实践之外臆设一条先验的历史规律，只能通过抽象出“普遍人性”、“人类理性”、“绝对精神”等未加批判的抽象范畴作为演绎、解释、安排整个世界历史的理论支点和前提。这样，在如何寻求历史问题的解决，即实现人类解决问题上，他们最终只能求诸于“哲学王”、“大自然计划”、“理性的狡计”、“世界精神”等神秘力量，从而无可避免地沦落为历史外在决定论的结局。

　　马克思反对那种从神性、理性等观点出发来理解历史的做法，在他看来，把这些外在于人的历史的东西强加到历史的身上，这只能是一种在观念和思维内部展开的抽象和形而上学的思辨，从这些东西出发，无法提供历史的真貌。为此，马克思主张立足于人来解释历史。马克思指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 既然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那么，所谓历史规律也就只能是人的活动规律，它形成于人的活动之中。“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2]。社会历史，只是人们生存和发展的存在形式。马克思指出：“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无尽的丰富性’……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1] 118人不仅是社会历史活动的物质承担者，而且是社会历史活动的实践者，是历史过程中能动的主导力量，因而是社会历史领域唯一活动主体。正是这种有着自觉意图的目的的主体活动构成社会历史，社会历史就是人的活动历史。人以自己的活动创造了自己的历史，同时也就一起形成了它的规律，即人的活动规律。

　　马克思认为，历史领域中从事活动的是有目的的人，从根本上说人的活动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满足自身生存与发展的需要，这就需要进行生产。需要的满足，在人的现实活动中，表现为具体活动目的和目标的确定，是和他进行活动所凭借和依赖的由前人遗留的和自己创造的各种社会条件其中主要是与现实社会生活状况相适应的。这样，人们就凭借着自身自然力和可供支配的外部自然力相互合作，征服改造自然、社会，获取和交换物质、能量和信息。由于人的需要是不断增长的，自身的能力以及可供支配的自然力是既定的、缓慢变化的，因此，在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过程中，就产生了不断增长着的人的需要同社会物质财富、精神财富增长相对缓慢的矛盾。这一矛盾又使人们围绕着一定利益要求分化为不同阶级、阶层和集团，并导致人的活动的相互冲突。基于这种情况，人们之间要求从社会总体利益上制止这种冲突，使人们的社会活动在总体上得以协调发展。这种制止冲突激化，迫使人们在一定范围按一定方式进行活动的力量，是在全体社会成员交互活动中形成的，他是一种合力。正是这种合力的形成、存在，才使社会历史规律具有一种规范、制约人的活动的力量，于是人的自己活动目的、手段和结果之间的本质联系，就转化为社会生活现象之间的本质联系，获得了外在于人的形式和力量，并以其客观必然性迫使人们遵循它进行活动，相应地社会生活现象变化的趋势也能成为一种必然。可以看出，历史规律并不是“天上的手”，或者冥冥之中操纵历史发展的神秘力量，也不是某种游离人的活动之外并让人的活动与之相适应的外在必然性，“规律不会行动，只有现实的人才会行动”[3]。

　　二、现实人的历史：人与历史的统一

　　马克思以前的思想家，总是把历史看作是一种思维的抽象，这不仅错将历史当作历史的主体，而且也割裂了人与历史的联系。马克思则从人的本质出发去探讨历史，实现了人与历史在其历史思想中的统一。

　　康德所开启的近代哲学革命，其重要成果在于提出了人之主体性的原则，康德并没有实现人的主体性原则与实践活动的有机结合，更不能以此出发对人的本质做出科学理解，从而陷入主客体的二元对立的二律背反之中。黑格尔尽管在建构自己的历史观的时候，也曾清楚地认识到历史是一个运动发展的过程，有着深藏在历史现象背后的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和规律，并力图能够找到这种动力和规律。但是黑格尔不同于马克思，他并不是从社会的现实存在出发来总结社会历史的现实根源，而是首先在头脑中构想出一套严密的绝对精神运动的逻辑思维体系，以这一套体系作为历史分析的前提来解释现实的社会历史现象。从其理论体系本身来说，尽管是严密的，并能够合逻辑地说明人类社会的各种现象，但是最终还是无法摆脱其虚构和臆想的身份，完全是一种一厢情愿的盲目和自信，一种在头脑中构想的理论。这样的理论，即使有着合逻辑的体系，也由于缺乏真实的社会现实生活基础，而无法经得起历史实践的检验。

　　只有马克思才能真正把握了解人的实践本质。马克思首先借助于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批判，以自我意识打破了绝对理念的统治，进而又以人的现实劳动，即人的实践活动取代了自我意识，重新确立了人的实践本质。费尔巴哈对哲学的贡献在于，他通过对宗教神学的批判，重新恢复了人的自然本质，并确立了从人的感性来理解人的视角。他把人看做是这样一种存在，即人的本质是社会的，人的知识是由感觉得来的，而且人是生活在与自然经常交换之中的。费尔巴哈还批判了黑格尔的形而上学的绝对精神，认为它只不过是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费尔巴哈的这一思想对马克思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马克思关于人的这个概念，即认为人是这样一种存在，其本质是人同自然和社会中其他人的联系的根本变革的要求，以及马克思认为从而所能达到的那种根本的统一，所有这些都是他读了费尔巴哈著作后得到的启发。”[4] 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停留于对人的抽象的理解，而是通过对异化劳动的分析和对人的活动本性的考察揭示了人的实践本质。马克思指出，无论是对异化劳动的揭示还是对对象化劳动的理解，都应当从人的现实实践活动中去寻找答案。实践活动是人的真正本质，是全部历史活动的基础。只有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才能真正理解人类的历史，才能理解人与历史的统一。因为这种实践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活动和创造，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非常深刻的基础。没有这种现实的实践活动，人及人类世界就不可能存在，人类的历史也就不存在。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确立了人的实践本质。

　　从人的本质及其活动方式（实践）的理解出发，马克思超越了历史哲学的思辨传统。马克思彻底地批判了黑格尔仅仅立足于解释世界，满足于将现实问题变成观念问题，把变革现实的问题排除于视野之外的错误倾向。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的唯心史观总是从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然后以此为出发点来解释历史和实践。其“观察方法从意识出发，把意识看做是有生命的个人。”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则主张“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做是他们的意识。”“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想像的、所设想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只存在于口头上所说的、思考出来的、想像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真正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5] 与黑格尔以理念为基础的历史观相反，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5] 43这是因为“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还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5] 34所以，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哲学家要改造现实的生活就不能仅仅反对现实世界的“词句”，“要真正地、实际地消灭这些词句，要从人们的意识中消除这些观念，只有靠改变条件，而不是靠理论上的演绎。”[5] 45马克思在思辨中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开始了“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历史，他说：“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事实的搜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像的主体的想像的活动。”[5] 30而是从现实的人出发转入对现实生活的描述。马克思认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5] 23现实的个人不同于抽象的人，“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5] 29更进一步说，马克思是从分析人们的物质生产和交往活动以及交往的形式出发来具体地研究人的。这样就完全抛弃了抽象的人的概念，转而关注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从而找到了新的出发点，即人们的交往活动以及交往形式。既然历史是人追求自己目的的活动，那么历史就表现为人的活动史；同样，人是进行创造性活动的历史的人，它既是人类历史的前提，也是其结果。人类自身的生成过程也就是人类历史的过程，人与历史在人的实践活动基础上实现了统一。所以，马克思认为，对历史的理解要从对人的理解开始。在马克思那里，人不仅是历史的剧中人物，也是历史的剧作者，“只要你们把人们当成他们本身历史的剧中人物和剧作者，你们就是迂回曲折地回到真正的出发点。”[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