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按照马克思的分析,现代社会的雇佣劳动制度之所以不同于野蛮社会的直接强制劳动制度,而是一种间接强制劳动制度,就在于与雇佣劳动相对立的财富乃是资本而不是直接的统治关系,资本家“财富的基础是盗窃他人的劳动时间”[4]101,“资本家是窃取了工人为社会创造的自由时间。剩余价值(不论是利润、利息,还是地租)是无酬劳动时间的化身,其产生是由于作为一般劳动时间的人格化身的雇佣工人交换商品所付出的一般劳动时间多于这些商品所包含的一般劳动时间,这部分多出来的劳动时间被资本家(资本关系的人格化身)无偿占有了。但是,马克思的上述设想的实现,必须满足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当这些条件尚不具备时,在雇佣劳动制度被推翻之后而“真正社会”的生产时间制度尚未建立起来之时,对于过渡性的非强制劳动时间制度的探索和构建问题就摆在马克思未竟理想的后继者面前。
关键词:劳动时间;雇佣劳动;马克思;制度;矛盾;工作日;统治;危机;节奏;生产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高云涌(1971- ),男,黑龙江齐齐哈尔人,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学习与探索》杂志社编审,哲学博士,从事哲学基础理论研究,哈尔滨 150001;王林平(1970- ),女,黑龙江哈尔滨人,哈尔滨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法学博士,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哈尔滨 150001
内容提要: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通过对现代社会资本运动的时间规定性的分析,揭示了现代性的时间维度。现代性时间从结构上看可以划分为“过去”“现在”“未来”,是一种空间化、同质化的直线矢量时间。“过去”对“现在”和“未来”的支配和统治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根本特征。资本主义现代性矛盾从时间维度上看乃是建立在雇佣劳动时间制度基础上的自由时间与剩余劳动时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的现实表现是现代雇佣劳动时间制度所决定的社会生产节奏对人的生活节奏的过度强迫和资本对人的自由时间的剥夺。在时间维度上走出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的根本路径是推翻雇佣劳动时间制度,将“现在”和“未来”从“过去”的支配和统治中解放出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联合劳动时间制度是实现马克思设想的一种过渡性方案。
关 键 词:马克思;《资本论》;时间维度;资本主义现代性;中国现代性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资本论》哲学思想的当代阐释”(12&ZD107);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基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视域的马克思社会时空观研究”(12D011)。
普里戈金曾经说过:“在某种意义上,凡是对文化和社会方面感兴趣的人,都必须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考虑时间问题和变化规律。”[1]这句话完全可以适用在马克思身上。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思考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往何处去”问题,并且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将劳动价值论视为对劳动时间作为价值的内在尺度的理论表达,于是,在他的视野中,对现代社会经济运动规律的揭示一定要追溯到劳动的时间规定性上来,认为只有这样的分析才算触碰到问题的根源。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反思也是如此。从时间维度上反思现代性,在一定意义上也可视为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展开现代性批判的核心内容。
吉登斯曾明确提出:“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中,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或工业社会的缩略语。”[2]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本人虽然并未直接使用过“现代性”这一概念,但他关于“现代社会”“现代国家”“现代工业”“现代生产方式”等等的大量论述却都鲜明地体现了其现代性思想的基本要旨。在马克思那里,“现代社会”是相对于“野蛮社会”(中世纪社会)而言的,“现代人”也是相对于“野蛮人”而言的,因而“现代”一词与“文明”一词具有一定的相通性。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语境中,现代社会与野蛮社会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实行的是间接强制劳动制度,而后者则实行直接强制劳动制度。这意味着,早在吉登斯之前的19世纪中叶,马克思就已关注到并揭示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制度维度。而且,与吉登斯从工业化、资本主义、监督和对暴力手段的控制来切入其对现代性所具有的制度性特点的分析有所不同,马克思将分析的直接切入点放在了普遍存在于现代社会各文明国度中的雇佣劳动时间制度上。根据《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分析,作为间接强制劳动制度的雇佣劳动制度对现代资本主义来说是必要的社会劳动形式,而雇佣劳动时间制度则是全部雇佣劳动制度体系的核心,价值自行增殖的过程只有在这一时间制度框架内才能正常完成。因此,对雇佣劳动时间制度的分析就成为理解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现代性批判思想的关键一环。
从总体上看,马克思是通过对现代社会资本运动的时间规定性的分析,揭示出现代性的时间维度,进而对现代资本主义雇佣劳动时间制度的内涵及其社会功能进行了尖锐的批判的。在一定意义上,由于受到黑格尔哲学的影响,马克思在分析具体问题时往往习惯于从形式规定性和量的规定性入手把握研究对象。马克思的基本观点是认为商品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劳动创造价值。正是在分析劳动的量的规定性时,马克思引入了时间概念,在他看来,运动的量的规定性就是运动的时间规定性。“在现代人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则是量的观点”[3]310,“正如运动的量的存在是时间一样,劳动的量的存在是劳动时间。……作为劳动时间,劳动用时、日、周等自然计时尺度作自己的尺度。劳动时间……是作为量的存在的劳动的活的存在,同时带有这种存在的内在尺度。”[4]422马克思对时间概念的这种理解是与19世纪中叶西欧社会普遍流行的时间观念相契合的。救赎史观或启蒙进步主义所阐释的空间化、同质化的“过去——现在——未来”式的直线矢量时间,随着作为19世纪英国工业革命的核心技术成果的机械钟表的普及以及现代生产方式的长足发展,逐渐普世化为社会主流的时间观念。时钟也正是从那时起成为协调和控制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工具,一方面被用来衡量社会运动的时长,另一方面被用来标示人们该做某事的时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