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站在人本的角度，道德、生活、幸福具有内在的一致性。道德是幸福的源泉，幸福是道德的结果。生活论视域中的道德教育，当以引导人的幸福生活建构为根本，建构一种基于物质生活又超越物质生活的精神生活、意义生活和道德生活。为此，道德教育必须使学生认识幸福、体验幸福和创造幸福，培养他们追求幸福、体验幸福和创造幸福的能力。道德教育建构人的幸福生活，既是道德教育的本质所在，也是当代社会发展的要求。

　　关 键 词：道德；幸福；道德教育；幸福生活

　　作者简介：冯建军(1969-)，男，河南南阳人，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教育基本理论、教育哲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G4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11)05-0015-07

　　鲁洁教授在《教育研究》撰文指出，道德教育的根本作为是引导生活的建构。[1]这一认识突破了社会本位视域中道德教育的政治化，也突破了个人本位视域中道德教育抽象的人性化，而把道德教育置于生活论视域中，道德教育在于使人更好地生活。因为幸福是人的生活的终极价值和追求，所以，我把鲁洁教授的这一观点进一步引申为：道德教育的根本作为在于引导人的幸福生活的建构。道德教育何以能够引导人的幸福生活建构，引导建构一种什么样的幸福生活，怎样建构幸福的生活？这是必须作出的回答。

　　一、道德教育何以能够引导幸福生活的建构

　　道德教育是否能够关涉人的幸福生活，取决于对“道德”和“幸福”的理解。如果我们立足于社会的要求，把道德理解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社会规范或意识形态，道德教育成为灌输社会规范和意识形态的政治化活动，这样的道德教育自然难以使人体验到幸福，也不可能使人获得幸福。如果我们把幸福理解为一种物欲的满足和感官的快乐，道德教育以理性限制人的感性和本能，当然也难以使人感受幸福。长期以来，道德教育不能使人幸福，幸福也不欢迎道德教育，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对道德的理解、对幸福的认识偏离了人本身，偏离了成“人”的需要。如果站在“以人为本”的高度来理解道德，认识幸福，道德与幸福、道德教育与幸福生活则具有内在的联系。这种联系不仅对于改进道德教育，而且对于提升人的幸福生活质量，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1.道德、生活、幸福三位一体

　　道德是指向社会、为了社会，还是指向生活、为了生活？这要看社会和生活哪一个更根本。社会是人的存在形式，任何社会都是暂时的，生活则是永恒的。人在生活中，生活的需要产生了特定的社会，社会是生活的一种承载方式。社会服务于生活，而不是生活适应社会。“社会只是生活的必要条件，而生活本身的意义和质量才是生活的目的。”[2]社会不是一个人的生活，单个人的生活不需要道德，两个人以上的社会就需要道德。道德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目的就是为了使人过一种好的生活。所以，道德基于生活的需要。道德虽然表现为社会规范，但道德不是为了社会，而是为了生活。道德之学是生活之学，而不是社会之学。道德需要思考的是生活的意义和怎样过一种值得过的有意义生活。

　　社会的道德，基于社会的立场和统治阶级的利益，以社会的要求限制人的生活，把生活限定为特定社会需要的生活，为社会所宰制，因此，是外在于人的强制性生活。人虽然要遵循社会的道德规范，但道德规范不应该是基于社会需要的规范，而应该是基于人的生活需要的规范。基于社会的规范外在于人，基于生活的道德则是人的需要。基于社会的规范，人是社会的工具，受社会的宰制。基于生活的规范，人是生活的创造者，是自我意志的主体。基于社会的规范，人被社会所规训，体验不到自由和幸福。基于生活的规范，人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希望的生活，体验的是自由和幸福。可见，道德是基于社会，还是基于生活，有着不同的结果。

　　道德是人的生活定向，是对生活方式的一种选择，是按照自己所意愿的方式选择一种好生活，因此，道德的生活是一种幸福的生活。道德关涉人的幸福，只能在生活论的意义上才能够真正实现。这是因为道德是一种成“人”的生活，而生活的目的则是幸福。

　　道德是一种成“人”的生活。人在生活中，生活造就人。过什么样的生活，就会有什么样的人。道德的生活之所以为人所推崇，就是因为道德是人的本然存在方式，道德的生活是顺应人性的生活，是一种成“人”的生活。道德教育就是要为人指明本然的生活之路，促使人循着做成一个人的目的去生活，使人生活得“更像一个人”，自觉走上成人之道。[3]

　　幸福是生活的终极价值和追求。人的生活可能有很多追求，但终极的追求只有一个，那就是幸福。如同费尔巴哈所说：“生活和幸福原来就是一个东西。一切的追求，至少一切健全的追求都是对于幸福的追求。”[4]亚里士多德也指出，幸福是最完善的事物，我们只是为了它本身而选取它，而绝不是因为其他别的事物。[5]人们为了幸福而生活，而不是为了其他而生活。因此，恩格斯把每个人都追求幸福视作“无须加以论证的”、“颠扑不破的原则”。[6]

　　2.道德是幸福的源泉

　　幸福在生活中体验，也在生活中实现。生活各有不同，大致说来有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大方面。幸福作为一种心理的主观体验和感受，是个体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满足其物质和精神需要而产生的一种快乐和愉悦状态。但也并非所有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需要的满足都可以成为幸福，有的只能是短暂的快乐。快乐来自于感官一时的刺激和满足，而幸福则是一种持久的愉悦体验。快乐可能带来幸福，但幸福不能只停留于快乐。幸福是具有重大意义的需要和目的得以实现所产生的持久、深刻的内心愉悦状态。

　　生活是物质和精神的有机统一。满足物质需要的幸福是物质幸福，满足精神需要的幸福是精神幸福。因此，幸福也是物质幸福和精神幸福的有机统一。缺少物质的幸福是“病态”的幸福，缺少精神的幸福是非“人”的幸福，都不是真正的幸福。因为物质需要是人的生活前提，精神需要是人的根本。“人对精神生活的渴求和对精神世界的向往是人性的根本所在，也是人的幸福的根本所在。”[7]离开了物质需要，人不能生存；离开了精神需要，人无异于动物。因此，在完整的幸福中，物质幸福是基础，精神幸福是根本。

　　道德既关涉物质的幸福，也关涉精神的幸福。道德作为物质幸福的源泉，因为德得相通；作为精神幸福的源泉，因为德福一致。

　　第一，“德得相通”，道德有助于物质的幸福。“德得相通”是中国传统的道德精神，最早见于老子《道德经》中“德者，得也”。这可以看作中国古代对“德”的本体论解释。“德”字在殷商卜辞中作“得”讲，有得到或占有奴隶、财富之义。一个人之所以要有“德”，就是为了“得”，为了更好地享有物质生活。所以，道德不排斥物质利益和物质幸福。“德”“得”相通，意味着“德”是为了“得”，“得”是“德”的目的，但“德”是“得”的限制，“得”的获得要通过“德”的途径。也就是说，道德不排斥利己，但要合理利己，以道德的方法实现物质生活的幸福。所以，“‘德’‘得’相通原理可演绎为两个不同的逻辑向度：‘德’是‘得’的方法和条件；‘得’是‘德’的目的和指向。也正因为有这二者的存在，道德权威才得以树立，而且作为中国道德精神的基本价值取向，‘德’‘得’相通也成了后来中国道德建构的权威性机制”[8]。长期以来，我们把“德”等同于“义”，把“得”等同于“利”，把“义”与“利”对立起来，强调“重义轻利”，使“德”与“得”相分离，这是一种非“人”的道德观。马克思指出，“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9]，这说明道德不排斥利益，排斥的只是不合理的利益。

　　第二，德福一致，道德有助于人的精神幸福。幸福不仅指向得利，还指向精神幸福。精神幸福一直是伦理学家关注的核心。从古希腊开始，梭伦开辟了幸福论伦理学的先河。他认为只有财富并不能决定幸福，还必须有德行。伊壁鸠鲁认为，道德、善在本质上是与幸福的生活相关联，与幸福的生活不可分的。德谟克利特也指出，幸福不在于占有畜群，也不在于占有黄金，它的居处在我们的灵魂之中。亚里士多德说得更加明确，幸福就是“最高的善”，是一生中“那种最好、最完善的德性的实现活动”。[10]人的幸福在于德性，是德性的实现。德福之间相互制约，相辅相成。一方面，福即德。斯宾诺莎就指出，“幸福不是德性的报酬，而是德性自身”[11]。幸福生活是一种至善的道德生活。另一方面，德即福，道德的生活也是幸福的生活，道德之人是幸福之人。如果道德不意味着幸福，道德实无存在的可能。德性与幸福须臾不能分离，幸福生活要求道德，道德是幸福的源泉，幸福是道德的结果。

　　3.当代社会病态的“幸福”亟需道德引领

　　马克思主义者不否定幸福首先是满足物质追求，没有物质生活的幸福，是神的幸福，不是人的幸福。所以，我们把幸福建立在物质生活的基础上，并将之作为首要的基础和前提。物质幸福遵循的是人的生物本性，满足的是人的物欲，有其积极的意义。但物性不能构成人性的全部，不能使物性支撑整个人生，物欲的任意扩张只会使人不成其为人。人性的根本在于精神性。人的幸福离不开精神的充实。即便是对于动物同样具有的物性，人的精神性也具有引导功能。所以，精神是幸福的灵魂。

　　当今社会，物质生活的富裕已经成为普遍的事实。但在这种情形下，人们并没有因此而获得真正的幸福，而是相反，人们变得更加不幸了。问题就出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失衡上，不断满足的物质生活失去了精神灵魂，人们在乎的只是物质幸福，放弃了精神幸福以及精神对物质幸福的引领，表现为享乐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其根源可追至古希腊时期的快乐主义，它认为人生最大的幸福就在于快乐，在于追求感官的快乐。在当代社会，快乐主义有增无减。当代的快乐主义，把物质的满足作为人生的根本目的，并衍生为享乐主义、消费主义。人失去了精神，失去了灵魂，为金钱和物欲所奴役，变成了“商品饥饿者”。社会由此进入了“消费社会”，消费变成了人唯一真正的目的。“高生产和高消费处处都成了最终目的。消费的数字成了进步的标准。结果，在工业化的国家里，人本身越来越成为一个贪婪的、被动的消费者。物品不是用来为人服务，相反，人却成了物品的奴仆，成了一个生产者和消费者。”[12]在享乐主义、消费主义泛滥的当代社会，片面强调感官的快乐和物质的满足，人趋同于动物的本能，而失去了人之为人的根本。

　　在这样一个物欲膨胀的社会，提高幸福感的方法，自然不再是物质生活的满足，而是提升人的精神需求，唤醒人们对精神幸福的关注。因此，道德作为精神的灵魂成为当代社会心灵贫穷的治本之道，成为人们走出病态幸福误区的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