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纪以来，经济与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一方面使人的主体性得到极大高扬，另一方面又使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矛盾不断加深，关于人的问题日益凸显。特别是在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下，人的发展有了更为广阔的平台，但是全球化又对人的精神世界、文化世界形成巨大冲击，使文化认同、自我认同出现了危机，“我是谁”竟然成了问题。市场经济的发展也潜移默化地动摇着人们既有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从而造成人们价值标准的混乱和精神上的困惑，人的观念行为受到影响。不少人更关注现实的物质利益和感官享受，沉溺于生活的物欲满足而淡化了人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使人生渐渐失去了庄严的本色。作为以人文关怀为显著特点的人学，无疑必须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和发展现实。可以说，建立人学是人类社会发展和人自身发展的客观要求。

　　中国人学的兴起，既有世界各国共同存在的社会背景和意义，又有中国特殊的社会背景和意义。改革开放的全方位展开和深入推进使中国社会步入社会转型期。社会的巨大转型，给我们的生存和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有利环境和条件，促进了人的各方面的发展。但在转型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人们经常说的“现代病”，如经济与伦理、科技与人文、功利与价值的矛盾等，人文领域的问题也格外突出。在社会转型时期，如何不因人文精神的坍落而使社会发展出现畸形，如何保证现代化进程得到合理的精神支撑，是人学需要回答的时代课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大批专家学者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相继推出一大批学术成果，基本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人学学科并在中国人学学会的组织协调下迅速发展。为了解中国人学学科的产生和发展情况，笔者近日采访了中国人学学会秘书处相关负责人。

　　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马献忠：请谈谈中国人学学科诞生的背景。

　　中国人学学会秘书处负责人：当代中国的人学研究是从“文革”后的理论反思开始起步的，经历了从自发走向自觉的过程。我国人学学科的创立，一是对“文革”历史教训的反思结果。二是推进改革开放及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国家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研究人学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三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需要。黄楠森、陈志尚等老一代学者一生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己任，他们把创建马克思主义人学看作是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需要。

　　从 20 世纪80 年代开始，黄楠森、陈志尚、靳辉明、王锐生、夏甄陶、崔自铎、袁贵仁、景天魁、韩庆祥等学者就推动中国人学学科的创立，做了大量的工作。1992 年，黄楠森先生与陈志尚教授及刚留校任教的徐春博士组建了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中心，该中心为组织推广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其主要表现在：一是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人学的重要研究成果。例如，黄楠森先生先后主编了《人学词典》和《人学原理》。由黄楠森先生任编委会主任出版的《人学理论与历史》丛书，包括北京大学哲学系陈志尚教授主编的《人学原理》卷、赵敦华教授主编的《西方人学观念史》卷、李中华教授主编的《中国人学思想史》卷，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这些论著初步构建了人学原理体系，为人学学科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二是组织召开了一系列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学术研讨会，举办了人学理论师资培训班等，培养了一批人学学术研究骨干队伍。三是在 2002 年创立了作为一级学会的中国人学学会，组织人学研究者积极开展有关人学理论的研讨活动，为推进人学作为21 世纪的一门新兴学科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马献忠：请谈谈中国人学学会的成立及其贡献。

　　中国人学学会秘书处负责人：1996 年初，首都一些研究人学理论的专家学者倡议并筹备成立中国人学学会。2002 年1 月，民政部正式批准中国人学学会为民间社团法人，成为全国性一级学会。学会特聘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彭珮云副委员长、黄楠森先生为名誉会长，陈志尚教授任会长。学会从筹备到正式成立后两届任期的18 年内，连续召开了15 次全国性学术研讨会，发表了很多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论文和专著，成为中国人学研究的一支主力军。2011 年底，经选举产生了新一届领导班子，特聘彭珮云、陈志尚教授为名誉会长，丰子义教授任会长。进入21 世纪以来，我国人学研究在人学基础理论梳理与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学思想形成与发展、人学现实问题的探讨与回应等三方面取得的成绩与中国人学学会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人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包括学科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确立、学科理论基础的确立、学科发展史的梳理、学科基本问题的确立与解答等。多年来，我国人学研究围绕着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取得了丰硕成果。首先，明确了人学研究的对象和方法。多数学者认为人学是从整体上研究人的存在、本质和活动的一般规律，以及人生价值、目的、发展等基本原则的学问。其次，指明了人学学科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立场，自觉应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原则。再次，发掘、整理和研究了中外人学文化遗产。不仅梳理了中国人学思想史和西方人学观念史，而且还系统发掘、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学的基本观点及其思想发展。每年召开的中国人学学术年会持续研讨人学基本理论和方法论问题，并在每年的学术年会论文集中开辟专栏，展示最新成果。

　　中国人学学会成立于经济全球化、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背景下，致力于构建学术交流平台，以国际学术会议、国内学术年会、小型学术研讨会的形式展开研讨，凝聚理论共识，为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人学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学会组织的国内外学术研讨会取得了丰富的理论成果并达成一定的理论共识。诸如，认为社会的现代化要求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也只有在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才能实现。社会现代化进程体现了现代环境对人的现代化的影响与塑造，而人的现代化过程对社会现代化的推进也体现了人对环境的能动性改造，如同环境与人始终存在相互矛盾、相互生成的关系一样，人的现代化与社会现代化之间也始终存在相互矛盾、相互生成的关系。社会现代化的最终取向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人的现代化又是社会现代化的目的和归宿。

　　人学研究当然是研究人的问题，但在不同阶段、不同历史时期有其不同的研究重点和需要关注的问题。“以人为本”的核心内容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人的全面发展的完整含义应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是人类所追求的理想，也是科学发展观所追求的发展理念。今天，人的问题在我国首先突出表现在民生问题上。民生一头牵着人的生存发展，一头牵着社会稳定和谐，其地位与重要性日益凸显。如何从社会发展、人的发展视角来看待民生，如何把握民生与和谐的关系，这是理论上必须关注和回答的问题。其次是利益协调问题。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社会正呈现出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来源多样化、利益差别扩大化、利益关系复杂化、利益表达公开化的局面。利益和矛盾直接挑战着和谐。如何化解矛盾、协调利益，从观念上、思路上加以合理引导，这是实践给我们提出的新课题。再次是公平正义问题。社会和谐有赖于公平正义，没有公平正义的社会不可能成为和谐社会。正确地阐释、合理地引导公平正义，无疑是人学理论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最后是科学发展问题。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2013 年11 月召开的第十五届年会以“生态文明与人的发展”为主题，邀请环境学家进行跨学科交流讨论。从人学的视角来研讨生态文明，这是深刻认识和把握生态文明的内在要求。关于生态文明，一旦进入“文明”的视域，生态问题就不仅仅是自然界自己的关系，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可以说，生态问题的提出并不是由纯粹的自然关系引发，而是由人的发展活动带来生态环境破坏而凸显的。生态文明问题说到底是人的问题，对生态问题的关注，实际上是人对自身生存发展前景的忧虑和关切。建设生态文明的具体任务是保护生态环境，而根本目的则是保护和改善人的生存发展条件。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史螺旋上升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是对工业文明生产方式的否定之否定，是对以往农业文明、现存的工业文明的优秀成果的继承和保存，同时更有超越。生态文明和以往的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一样，都主张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发展社会生产力，但它又和以往的文明形态不同。生态文明是运用现代生态学的概念来应对工业文明所导致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局面，致力于生产系统的循环过程，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并通过生产方式的改变不断完善这种和谐机制。

　　以往中国人学学会的主要学术活动包括年会和其他小型会议，基本上是从人的发展与各种社会关系来讲的，或者说主要是从人与社会的关系来讲的。最近两年会议主题在研究方式上和关注的重点上发生了一个较大的变化，就是从人的外围转向人自身，突出研究人的生存方式与精神世界。这一转向，符合人学研究的内在逻辑。因为伴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化，人自身的问题，尤其是人的精神世界的问题会日益突出。人学研究人的问题，主要是三大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我的关系。随着前两个关系研究的深入，人与自我的关系必然提到研究日程上来，因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解决，必须依赖于人自身问题的解决。这一转向，不管从何种角度、何种逻辑来说，加强对人自身的研究非常重要。

　　总之，中国人学学会坚持不懈地推动了中国特色人学思想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