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华民族血脉相承生生不息的源泉和动力。新中国成立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十分重视志书作用，中央领导同志每到一地视察要看地方志志书，以便了解一个地方的风土人情和历史状况，以作为工作的参考。改革开放之后，党和国家将志书编修工作提上议事日程，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启动第一轮志书编修工作以来，成果累累。全国第二轮修志也将收尾。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编史修志工作高度重视，在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中都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多读国史、党史、军史，知史爱国、知史爱党。党和国家领导人从战略高度，认识到编史修志在日常生活工作中的重要，同时也给编史修志工作者提供工作动力。只有把地方志工作作为一项资政、存史、教化、育人的大事来抓，西藏的地方志工作才能上台阶，才能够追赶全国的修志步伐。

　　西藏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修启动工作，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在中央有关领导“西藏也要修志”的指示下，西藏全面启动修志工作。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各级承编部门组织大批力量，开展了西藏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新方志编修工作。在资料缺少、经费短缺、机构不健全的情况下，西藏修志人员进行了艰难的修志探索。从2004年第一部县志《江孜县志》出版发行到2014年，历经十年时间，已出版发行了30余部自治区行业志、7部地（市）志、30余部县志，共70余部志书。总结全区第一轮修志工作中的经验得失，提出下一步的工作思考，对于进一步做好地方志工作，完成第一轮修志任务，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作用。

　　一、西藏社会主义新方志编修取得的成绩

　　西藏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和较为封闭的社会环境造就了独特的社会形态。生活在这片高天厚土的各兄弟民族用智慧和勤劳，谱写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灿烂的文化。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与其他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以藏族为主体的高原族群，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演绎了同呼吸、共命运的祖国发展史，写就了西藏自古就是中国一部分的历史事实。

　　西藏由于地处西南边疆，长期政教合一的政权和独特的宗教文化取向，使得这一地区的文化传承主要以宗教文化的形式流传，许多历史事件也散见于宗教典章中。近代才有一些区内外学者撰写过关于西藏的类志书，当代也有人编纂过风物、风土志之类的读本。从总体上看，西藏没有官方修志的传统，也没有可以反映整个西藏历史进程的志书可供后来者阅读。现存的《卫藏通志》，是西藏和平解放之前十分重要的志书，撰编于清乾隆时期，疑为“定撰未成书”，在内地刊行，与西藏地方政权无关。可以说，在西藏修志可供参考的历史书籍也较少，没有多少经验可遵循，因此，在西藏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一项开创性的系统工作。

　　（一）系统地将西藏发展的历史呈现给世人。已有的志书编修将西藏各行业的发展历程和轨迹较系统记述出来，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社会制度的深刻变革和经济发展，以及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政策关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伟大实践运用到西藏，开创了西藏在社会主义祖国大家庭中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专制走向民主、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光辉历程以志书形式入了记载，将中国共产党治理西藏的宝贵历史经验和教训进行了史志概括；同时，也将在中央关怀下西藏社会经济发展、边防巩固、人民生活改善、民族团结和谐的历程完整记录下来，给后人留下了治理西藏可供参考的资料，基本上做到了志书存史、资政、教化、育人的作用。

　　（二）编修地方志所把握的基本政治原则。在志书的编修中，各个编修部门紧紧围绕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一部分的历史事实，用大量历史材料将西藏自古以来同祖国紧密联系的关系勾勒出来，也是按照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整体一部分这个主线来把握记述。从西藏有人类活动以来，人们所从事的活动以及一个地方的历史演变以较清晰的脉络呈现出来。如：利用《新唐书·吐蕃传》、《册符元龟》、《明史录》、《清史录》、《卫藏通志》、《康藏史地大纲》、《西藏通史》等历史书籍中的史实说话，没有空洞的说教。按地方志编纂的规定，将西藏历史发展的轨迹和同祖国内地的交往史，以及历代王朝在西藏有效行使主权的历史完整记录下来。充分展示了西藏地方与祖国的历史渊源，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历史格局形成以及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把西藏如何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历史，清楚地展现给世人。这些志书的编修按照事实为依据，资料为准绳，不文过饰非，不夸大其词，严格按地方志编纂规定，有理有据将西藏的历史真实展现给读者，有力回击了国外一些所谓的藏学家打着研究藏学的幌子，实际上为“西藏独立”寻找理论依据的现象。这些志书的编纂出版，在思想领域起到还原历史本来面目，达到正本清源的作用。

　　（三）西藏地方志在体例上的变通与创新。在编修西藏地方志工作中，西藏地方志办公室在结合地方志体例，不违背地方志编纂规定的情况下，开创性地在各地（市）、县志篇目中，设计了《政事纪要篇》，按照内容资料多少设立了巡视、抚慰、援助、施政等章节，这在全国志书中属于首创。在所能收集到的资料中，将一个地方的历史尽可能地记述完整，将历史上的驻藏大臣每到一地视察巡边发放救济、赈灾活动记载出来。对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代表团到西藏慰问，关心西藏民生发展，以及中央关心、全国支援西藏等情况给予充分反映，体现了西藏人民与全国其他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也体现了历代中央，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西藏的特殊关怀，牢牢把握西藏自古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历史事实这条主线，将各朝中央政权在西藏施政管理的历史更进一步地告诉世人。

　　（四）从实际出发重点突出地方特色和特点。地方志志书编纂的要求是，志书必须是一个地方的百科全书，涵盖各行业，在突出地方特色的同时，尤其要突出各自特点。西藏7个地（市）、74个县（市），由于地域环境的不同，也就造就了不同的地域文化。如昌都地区地处三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并流区域，这里与四川、云南、青海接壤，民族交流交往频繁，在与不同的民族交往中，在发展民族特色的同时也繁荣了民族文化，博采众长，在藏传佛教占绝对优势的文化氛围中，天主教也在这里得到生存，这在其他地区是没有的，也足见昌都地区文化的多样性和别样性。

　　阿里地区地处高寒，远离西藏腹心地区，在这样一个让人们看起来应该是蛮荒之地的地方，有人可能想象不到，这里是古象雄文化的发源地。在11世纪，是藏传佛教上传宏路的发祥地。这里大量精美的佛教人物塑像、雕刻和南亚次大陆的人物十分相像，也可以想见那个时候阿里地区的人们和印度、尼泊尔等地的交往十分密切。还有大量的岩画，充分展现古时的阿里地区，在藏族人们勤劳勇敢的经营下，是一片文化的绿洲。可贵的是，阿里志书中记载了元朝中央设置纳里速、古鲁孙等行政机构，证明中央有效施政多达700年的历史。

　　林芝地区是西藏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也是气候条件最好的地区，同时也是多民族聚居区，这里山高林密，沟壑纵横。清朝时期，这里被称为“烟瘴之地”，是西藏地方政府流放犯人的地方。相对于其他地区，这里开发较晚， 但也是西藏独有文化特色的地方，林芝地区志将这些特色进行充分记述，对生活在这里的门巴族、珞巴族的生产生活、宗教信仰、民俗文化进行充分记述，给世人展示了一个与西藏其他地区不相同的文化环境。林芝地区的边境县在近代被英印势力的蚕食问题，也在志书中得到反映，可以起到警示世人乃至资政的作用。

　　日喀则地区是西藏文化底蕴最丰富的地区之一，也是西藏自治区所辖县最多的地区，地域广阔，民风淳朴。历史上这里上演了许多影响西藏历史重大进程的事件，如元朝时期萨迦地方政权，明末清初的仁蚌巴、藏巴汗第司政权，都在这里诞生，这里许多地方还有与中央王朝交往的历史印记留存。这里是清朝中央政府抗击廓尔喀入侵的主战场，在这片土地上演绎了各族军民紧密团结抵御外辱的宏大历史剧。清末民国初年川军在这里留守，在内有忧患人心无法聚拢、外无援助的情况下，抱着维护祖国主权的使命，依旧在亚东坚守10个月。志书中反映的近代抗击英国侵略的史实，足以教育后人。这里也是夏尔巴人在境内的聚居区，这些特点和特色在《日喀则地区志》同样得到充分反映。

　　山南地区是藏族发祥地，雅砻部落从这里走出，用先进的农耕文明统一青藏高原，建立强大的吐蕃政权，使得吐蕃政权在自身发展中向东发展，自觉和不自觉吸收了中原文明，在历史演变中，逐渐融入中华文明这一历史发展的主流中，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使藏族文化成为中华民族灿烂文化中的瑰宝，在这些文化里凝结了中华民族各兄弟民族间共同交往的历史，在编修《山南地区志》中，这一特点得到充分展现和记述。

　　藏北地区是西藏大牧区。历史上这里也是唐蕃大道主要通衢。散落在草原间的各个部落，在这里自由生活。在草原深处的岩壁上能看见藏族先民，在这里雕刻的大量岩画，也见证了在这片辽阔草原上很早就有藏族先民在这里生活的足迹。在清朝初期，这片草原发生了蒙古族和藏族相互交往、交融和谐相处的历史佳话。对三十九族内部结构以及与清朝中央驻藏大臣关系的记载和描述，清晰记录了这段历史，是各民族创造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有力说明，在《那曲地区志》中，对这一问题有充分的反映。

　　拉萨市是西藏自治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保留在大昭寺门前的唐蕃会盟碑，是藏族参与缔造统一中国的历史见证，也是西藏文明东向发展的物证。1642年，在蒙古汗王固始汗的支持下，五世达赖喇嘛建立西藏地方政权。清中央政府入主中原后，西藏地方政府积极与中央王朝建立沟通。1727年，清中央政府在这里设置驻藏大臣衙门，监管西藏地方事务。西藏历史上许多重大影响历史进程的事件在这里发生和演绎，许多重要的历史人物在这里浓墨重彩登场。中华民国时期西藏地方政权与中央政府的关系，许多历史人物用他们的历史智慧和对祖国主权的责任感，在拉萨上演了许多割不断理还乱的历史大戏。这里也是西藏宗教文化最具代表的地区，在这里占主导地位的宗教格鲁派、噶举派文化在人们日常生活里占据重要地位，也能感受到不同的宗教文化在这里发生变化。西藏近代历史上发生的主要事件，《拉萨市志》以较大篇幅给予尽可能的记载和描述，尤其是对西藏和平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无私支援下，拉萨的发展变化和西藏人民群众生活的提高，给予详尽记载，充分将拉萨地区的特点和特色反映体现出来。

　　7部地（市）志的先后出版，将精彩纷呈各具特色的历史文化和地域特点展现给读者，使想了解西藏文化的人们足不出户便能了解西藏的历史全貌和人文风情。

　　二、在第一轮志书编修工作中存在的缺憾

　　在西藏这样一个没有编修地方志传统的地区，要编修好志书的难度可以想见，没有经验可循，没有专业人员可资利用，一切靠修志人员结合内地的修志经验和传授，在实践中摸索经验边学边干，因而至今尚未完成国家下达的第一轮修志任务。期间，西藏地方志机构设置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体系和功能不断健全完备。历经十多年的奋斗，形成了一支规模不大的专业修志队伍，在艰难行进中出版发行了70余部志书。回首出版的志书，还存在着不少缺憾和遗失。

　　（一）在所出版的许多县志中，在记述这个县的历史沿革时，本应将一个地方的历史，从西藏有人类活动以来所有的情况尽可能客观真实地表现出来，但由于资料的缺失，只能将这个县的历史大致发展历程表现出来，是粗线条式的记述。如这个县何时设立建置，历史上如何发展等情况基本上一笔带过。对西藏历史上如何选择与祖国内地交往，以及将高原文明与中原文明交融结合的必然性，没有充分反映出来。在《错那县志》中，编修人员对印占区门隅地区的情况有所反映，但对西藏地方政府在历史上如何管理和行使主权的情况没有充分反映。在《隆子县志》里，对印占区的门巴族部落的历史情况，特别是西藏地方政府在历史上对这里实行有效管辖情况没有进行记载。印度于1947年独立后继承英国侵略政策，对这一地区采取的蚕食政策没有进行充分反映。虽然意识到这些问题的存在，但鉴于无从收集资料而无法反映，这是第一轮修志工作中编修边境县志中存在的最大缺憾。

　　（二）地方特色亮点不突出，在出版的部分县志中，有许多问题没有进行充分反映，许多县志在文化篇中反映的问题基本相同，只有共性而没有个性。西藏地域辽阔，文化呈现出不同的地域特点，仅在民间歌舞上就表现出多样性。如察雅县的热巴舞和比如县的热巴舞，在表演形式上和人员上就有极大的不同。察雅县的热巴舞是男女混合演出，热烈活泼，比如县的热巴舞仅仅是男演员表演。比如县的热巴舞演绎的内容基本上是对历史的传承，曲目很少创新，表演题材大都和宗教神话传说有关联，演员演出时头戴面具，按照剧目进行表演，时间延续较长。

　　在宗教文化上，由于藏传佛教各教派的不同和地区的差异，存在着不同演变和发展。如：林芝地区除格鲁派占主要地位外，苯教也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在林芝地区所属县志中，这些文化特色没有很好体现，也没有写出亮点和特色。在昌都地区所属的县志中，对茶马古道南北两条线路的交代不详尽，没有对这个有着重要特色的资料进行仔细深入整理，对各民族在这条道路上的相互交往、交流、影响反映的不够充分，对有别于其他藏区的文化特点记载的不完整。

　　历史上，昌都地区和藏北三十九族地区以及山南地区，都有汉族、回族商人经商，其中在昌都和山南还自发组织了行业协会，民间“孝义会”，其组织目的就是帮助内地来西藏经商的商人如遇困难相互帮助，在春节来临时组织大家聚会。这些商人在西藏各地经商，与当地群众交往，许多商人和西藏上层有直接来往，在经商过程中密切了汉藏之间的关系，也将中原地区的信息带入高原。《拉萨市志》在第一轮编修工作中对中央派员、驻军驻扎情况也收录的不够，对清朝时期在拉萨经商的满、汉、回、蒙居民情况以及川军留于拉萨的遗散人员及后代情况语焉不详。因为原始资料的缺少或挖掘史料不够，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还不尽如人意。

　　西藏社会在历史上是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贵族作为西藏上层建筑的重要支撑，在地方上享有举足轻重的权利。在经济上体现在以庄园制度为基础上的生产资料占有制，贵族家庭享有免除赋税、兵差等权利。一个大贵族分封到某地，该地的宗本便可以由这个贵族家庭委派和任命，西藏地方政府备案即可，可见西藏地方贵族在西藏地方政府执政时期的权利和地位之高，平民是无法企及的。在反映记述庄园制度时，许多县志没有进行充分反映，如《江孜县志》、《乃东县志》等书中，对帕拉家族、江乐金家族在这个地方的活动和影响基本上没有反映。拉萨市是贵族府邸的集中地，也是贵族活动交往的主要集中地，他们在这里呼风唤雨，操作权柄演绎西藏地方政权更迭的神奇，以及他们生活中的奢靡。在出版的《拉萨市城关区志》中，对贵族府邸情况和贵族的生活没有充分记述，这是一件憾事，只能在下一轮修志中补充了。

　　清雍正五年（1727年），清中央政府在西藏设立驻藏大臣管理西藏地方事务。1792年，在驱逐廓尔喀人对西藏的侵扰后，乾隆帝颁布《善后章程二十九条》，规定驻藏大臣每三年巡边一次，然而在这些相关地方的县志中对驻藏大臣的历史作用以及如何巡边的情况，没有进行反映或作充分反映。现存资料中，只能知道驻藏大臣和琳、松筠等巡边情况，但对巡边所走线路以及如何巡边等情况不了解，也未能记述。历史上藏北地区的三十九族部落，由驻藏大臣衙门直接管理，这一地区也是灾难频发的地区，基本上三年一小灾、五年一大灾。驻藏大臣每年都有专门的抚恤、赈灾款项放往三十九族地区，但我们也仅仅知道有这一制度，赈灾款的发放情况、一个部落发放多少赈灾款项目，编修人员基本上不掌握这一方面的情况，也无从追述。历史上，清中央政府鉴于西藏地方苦寒，人民生活困苦，曾几次发布文告让西藏地方政府和班禅堪布厅减免人民的赋税，在减免后中央政府给西藏地方政府和班禅堪布厅补助，许多志书中对这些史料没有得到很好的记载反映。

　　藏北地区是西藏高寒地区，历史上吐蕃政权就是从这里出发，与唐朝争夺河湟地区，同中原文明产生碰撞，演绎了中原文明与高原文化交融的历史。元代时期，这里也是通向元大都的重要通道和驿站，元中央政府在藏北设置13个驿站，派元军守卫。清朝康熙五十七年（1719年）在准噶尔侵扰西藏时，康熙帝派皇十四子允禵率大军从西宁进军西藏，也是走的这条线路。今天，我们对这样在西藏历史上起到非常重要作用的交通大道的线路分布和走向，基本上不了解，所掌握的资料甚少。在《昌都地区志》、《那曲地区志》中，对这些史实基本上没有交代。

　　历史上的西藏地方政府所管辖的地方，完全不是现在西藏自治区的现行区划。例如康熙所称“西藏”大体上是“卫藏”地区，在驻藏大臣衙门建立后，藏北地区就属于驻藏大臣衙门直接管理。昌都地区有拉多土司辖地和四大呼图克图封地，波密有嘎朗第巴势力，后藏是班禅管理辖地。这些历史事实在志书中有所反映，但记载的不完整、不完全。

　　（三）西藏自古以来有许多重要的历史人物，在西藏的历史舞台上演绎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历史话剧，他们影响了西藏的历史进程，在关键的历史时期起到非常重要的历史作用。如：达赖汗的堂兄白玛才旺以僧人身份带领蒙古兵和西藏地方民兵，驱逐了拉达克人对西藏阿里的侵扰。在准噶尔部落侵扰西藏时，阿尔布巴带领工布民兵配合清军将准噶尔势力驱逐出西藏，但对这些历史人物的活动以及战斗经过，我们所知甚少（阿尔布巴尽管在西藏历史上发动了“阿尔布巴之乱”）。作为历史人物，记录他们的活动也是志书的基本要求，但尚未得到很好反映。西藏古堡碉楼较多，主要分布在林芝、山南、日喀则地区，这些古堡碉楼的存在，是这些地区的一大特色和特点。由于没有可以佐证的史料，对其功能和作用，我们知道的很少。自治区旅游局聘请专家对这些古堡碉楼考证，由于没有可信的资料，人们只能推测这是一些带有军事建筑性质的建筑，较为可信的年代应该是在清朝年间修建的，其目的是抵御准噶尔人对西藏的掠夺，以及对付廓尔喀人对西藏的侵略。志书中对这些问题没有进行很好的反映。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昌都战役，解放昌都地区，其后到昌都和三十九族解放地区开展工作的十八军老同志，以及在平息叛乱和民主改革的各个时期在西藏各地工作的老同志，如这一时期的县委书记、县长等地方工作人员，在当时极端艰苦的环境下开展工作。在今天修志过程中，没有将这些老同志在西藏为党和人民工作、为西藏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创造忘我工作的奋斗历程记录下来，没有将他们的事迹收录进志书，是一件遗憾的事情。随着时间的流逝，要收集当时老同志活动事迹的资料将更为困难。

　　（四）随着帝国主义在美洲发现新大陆以来，全球开始出现探险热，西方列强对西藏也产生了浓厚兴趣，先后有俄国人普尔热瓦斯基、瑞典人斯文·赫定到西藏进行探险，名为考察，实际上是为刺探西藏的社会政治情况，为帝国主义侵略西藏作准备。在这些冒险分子中，还有几位来自法国、美国的女性，她们分别是大卫·妮尔、安妮·泰勒、珍妮·乌尔欣。在这些所谓的探险家中，其中以匈牙利人乔玛最为著名，他在拉萨游历生活了十多年，并对拉萨周边的环境和民情做了深入了解，回到匈牙利后出版了《藏英词典》，并把《甘珠尔》、《丹珠尔》等佛教经典译成英文介绍给西方，他还是西方研究藏学的创始人。从18世纪到19世纪中叶近100年的时间，帝国主义列强先后对西藏进行了20多次“考察”，在清中央政府的干预和西藏地方政府的阻止下，很多人的活动局限在藏北、藏东地区。其中，1899年7月，俄国军官科兹洛夫和拉迪金率领的“西藏考察团”，于第二年的11月抵达昌都不远的琐图村，受到当地群众阻拦。“考察团”打死村民23人，伤19人，造成震惊中外的“琐图惨案”。这些西方列强的所谓“考察”，完全不顾清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抗议，在西藏绘制了大量地图，采集了大量植物标本，并刺探政治、经济、军事情报。志书中对这些问题没有进行详尽反映，即便是有所反映也是零星的反映。这些人在西藏的活动，我们完全可以用较多篇幅进行反映，把那个时代国家积弱积贫饱受欺凌事实告诉后人。遗憾的是，这些资料只是散见于各种书籍，其详情和活动范围我们了解得不多，故在第一轮修志形成的地方志志书中记述不多。没有将这段惨痛的历史记录下来，是前期修志工作的一大遗憾。

　　（五）在第一轮修志中出版的志书里，特别是在政党群团篇中，对党在西藏的活动交代的不完整，尤其在宣传思想工作中，对党在各个时期的方针政策宣传记载不充分。如：宣传《十七条协议》、平叛民主改革，以及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后西藏的贯彻落实情况，很多志书没有进行很好的反映记载，也就没有将新中国成立后党在西藏实行的特殊关怀政策记述完整，从而也人为地割裂了这段历史。

　　（六）志书作为存史、资政、教化、育人的工具书，其功能和作用是为了更好地让人们了解自己家乡的历史，让人们产生热爱家乡和建设家乡的热情，增强热爱家乡的自信心和责任感。在宣传教育上我们做的还不够。许多县志出版后基本上被束之高阁，当地党委、政府领导也没有意识到如何利用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去推广运用，使之发挥更大作用。这些工作与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反复要求党政干部要多读国史、党史、军史的要求，以及将史志作为教育广大干部群众和青少年的一系列指示有相当的差距。

　　（七）一个地区地方志编修进度和志书质量编纂工作的推进，和一个地区党委、政府领导重视程度有着极大的关联。第一轮编修西藏地方志工作十多年来，我们深刻感受到，凡是一本志书的编纂得到领导重视，许多问题都能迎刃而解。“一纳入、八到位”问题的存在，固然有与史志工作者掌握的资料有限有关，但也和从事县志资料收集的同志没有潜心琢磨怎样修好一县的县志有关，这和西藏县一级机构没有专业修志机构和缺乏人员有着直接的联系。许多县志编修人员是临时抽调的，缺乏相应的方志工作知识，面对资料不知如何着手，也不知道如何收集资料。部分县还存在临时应付的思想，可能觉得地方志工作既花钱又费人力，对经济指标没有直接促进作用，是一项可有可无的工作，这也是制约西藏地方志编修最大的瓶颈问题。

　　综上所述，我们是在一片空白的基础上，开创了这样一项系统的文化工程。没有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没有全区同仁的鼎力配合与努力，要在西藏取得目前的喜人局面是不可能的。尽管全区的第一轮修志付出很大努力，仍有许多部门和县没能按时完成编修任务。在以后的编修工作中，我们要在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更加努力做好这项功在当代、惠及子孙的文化系统工作，为自治区党委、政府中心工作服好务，让志书发挥更大作用。

　　三、关于继续做好西藏志书编修工作的几点思考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西藏的志书编修工作，取得了不小成绩。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区修志工作落后于兄弟省区，其主要表现在全区修志工作发展不平衡，管理体制和机构不健全，有的地区修志工作进展缓慢，已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发展需要。今后，必须进一步加强志书编修工作。

　　（一）进一步提高认识、明确职责、加强领导。“方志乃一方之信史”。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地方志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高度重视修史修志，让文物说话、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激发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坚定全体人民振兴中华、实现中国梦的信心和决心。李克强总理对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作出重要批示指出，地方志是传承中华文明、发掘历史智慧的重要载体，存史、育人、资政，做好编修工作十分重要。为贯彻落实好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在西藏这样缺乏修志传统的地区，要进一步提高认识，真正认识到地方志工作是文化强区工作的重要内容，必须高度重视，认真抓好。编修地方志工作不但是上级下达的任务、全区统一部署的工作，更是本地方、本部门领导同志责无旁贷的职责和任务。俗话说“搞得好不好，关键在领导”，任何一位领导干部尤其是主要领导，如果真正认识到修志工作的意义，不仅要抓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也要抓好志书编纂。要深入贯彻落实《地方志工作条例》，进一步明确地方各级政府承担着管理和发展地方志事业的重要职责，切实加强领导，做到认识到位、领导到位、机构到位、编制到位、经费到位、设施到位、规划到位、工作到位。衡量各地（市）、各县（市）和自治区各部门对地方志工作是不是加强领导，要用是否达到“八到位”来衡量，来检验。“八到位”，关键是领导到位、领导的认识到位；关键是领导能不能想到地方志工作，能不能重视地方志工作。只有这样，才能既实现在时间上、数量上的预期目标，也实现在质量上的预期目标。要进一步发挥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的统筹规划、组织协调、督促指导等职能，动员和组织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地方志事业。要把解决问题与建立长效机制紧密联系起来，建立健全相关制度，进一步提高工作水平，推动地方志工作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重视加强修志机构和队伍的建设。要广辟培训渠道，在实践中学习中锻炼提高修志人员的素质。要切实解决好修志人员的工作、生活条件，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把他们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要采取鼓励措施，按工作实绩、贡献大小，予以表扬和奖励。全体史志工作者不怕清苦、辛苦、艰苦，始终发扬“老西藏精神”，在以有为实现有位过程中，存史育人、修志载道，不断推动西藏自治区地方志事业又好又快向前发展。

　　（二）进一步提高编纂质量，力求精品佳志。志书质量是地方志工作发展的根基所在、活力所在、价值所在。要始终坚持质量第一原则，认真总结修志经验教训，深化对地方志工作规律和特点的认识，以科学认真的态度、精益求精的学风，将质量意识贯穿修志工作始终，使编修的志书经得起时代、历史、人民的检验。要进一步完善各项编纂制度。要完善资料收集、资料报送、志稿评审、质量评价、审查验收、批准出版等制度，打造出系列精品佳志。西藏地域辽阔，文化呈现出不同的地域特点，在志书中反映的问题只有共性没有个性不行。要突出地域特色，抓住亮点，既有共性，又有个性，使读者有特点鲜明、映像深刻的感觉。要力求记述事物完整，要努力弥补过去的缺憾，力求不留新的缺憾，为后人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

　　（三）注重强化开发利用。盛世修史志，载道名未来。西藏对地方志资源的开发利用，起步晚，基础差，但也不能妄自菲薄、固步自封。各地要自觉把地方志工作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当中，加快地情网站、数据库等基础设施建设。要加强对地情文献资料的专门研究，重视地方志资源的普查摸底，开展数字化、网络化建设，做好地方志资源的整合、共享与开发利用。各级领导干部要读志、传志、用志，用历史的智慧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要用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利用地方志、传播地方志。地方志开发利用水平是衡量地方志工作成绩的重要标准，不要把地方志工作变成单纯的事务性工作，要学以致用、修以致用。地方志是严谨的资料性文献，但是传播地方志的形式和方式应该是生动活泼的。地方志开发利用做得越好、推广得越多、运用得越广泛，地方志工作的现实意义就越大，贡献就越大，才能为建设富裕和谐幸福法治文明美丽的社会主义新西藏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