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我在工作邮箱的自动回复里郑重地加了一行字：“遇见”栏目诚征稿件。

　　在“大地”的众多栏目里，“遇见”大概是我最心疼的一个。其一是因为它是一个新栏目，开办至今刚刚一年有余，最小的孩子总是会得到最多的疼爱；其二是因为它是一个讲故事的栏目，搞文学的人，心里多多少少会有些讲故事的情结，毕竟那是文学历史长河中最贴近根源的体裁之一；其三是因为它是一个讲述平凡百姓故事的栏目，因为平凡所以贴近人心，也因为平凡所以少为人知，这种反差更让人不由多生出几分责任心和呵护欲。

　　如今许多人都热衷于讲故事。电影电视戏剧小说要讲故事，网络专栏和综艺节目也开始讲故事，连“心灵鸡汤”也都要先讲一个故事做引。在喋喋不休的说理已经不招待见的今天，我们俨然生活在故事的包围之中。但是怎样讲故事、讲什么故事，体现出不同人、不同价值观的不同选择。那些博人眼球的社会怪谈集并不罕见，但那不是我们心目中的“遇见”。既面对现实的广袤与复杂，又使其不至于沦为剑走偏锋的猎奇或者廉价的悲喜剧，我们始终努力寻求着这样的平衡。“用稿优先”的承诺、纷至沓来的稿件、寻寻觅觅的挑拣，文山稿海间猛然抬头，不知不觉间已然走到了一年的尾巴。

　　回望过去一年刊发的二十多篇“遇见”，看到的是一幅描绘着人间百态的“清明上河”式长卷。一个个平凡而又鲜活的人物，就这样从故事中走来。他们是《写出第七个“有”》里六十岁仍沉浸于写作的基层写作者老王、是《大先生》里从木匠到农村民办教师的凌先生、是《草医》里在乡村采草行医换酒钱的农村郎中、是《水有多宽》里在黑暗中摸索着顽强生活的盲人按摩师张水宽、是《搓澡工阿满》里钻研搓澡业务的阿满、是《老杠头哭树》里护树心切的老杠头、是《絮叨的“范妈”》里关爱战士们的军医范妈、是《老常的铃声》里倔脾气的打铃工老常、是《耿老爹的钢笔与“破烂”》里自食其力“捡破烂的”耿老爹、是《谢书记买车》开着二手皮卡带村民致富的镇长谢书记、是《书匠》里一边卖旧书练摊儿一边当街免费授课的退休教师……而这些作品的作者们，除了专业作家以外，还有企业员工、基层公务员，以及住在我未曾听过名字的村镇、不知做着什么工作的人，关于他们的一切我只能从稿件内容和留下的通信地址中猜测……

　　各色的人遇见各色的人，许多人讲着许多人的故事。

　　罗伯特·麦基在《故事》里说：故事是生活的比喻。那么，讲述着形形色色故事的“遇见”，应该也是对生活、对时代的一个比喻吧。我们努力使这个比喻精准而不偏颇、磊落而不流俗。我们希望这个比喻的本体尽量宽阔而扎实，以便反映出生活更多的侧面；而希望它的喻体平易而生动，能够让尽量多的读者感同身受。而文章见报后收到读者的留言反馈，比如《草医》一文有读者评论：“草头郎中，我们这里这么叫着，在街口时常摆一小摊，有各式草药。”而《书匠》也有读者感慨：“我曾是一名语文老师，我的愿望也是将来退休后摆个书摊，挣不挣钱无所谓。喜欢。”在我看来，这样的评价比单纯的点赞更加令人振奋，因为它证明了我们的“比喻”是“成立”的，一个故事折射出的是比故事本身更为广阔的现实天地，此刻一个作者与许许多多的读者产生的共鸣汇入了时代的宏大交响，成为其中虽然短暂却必不可少的一个音符。

　　编辑“遇见”来稿的时候，我有时会感到嫉妒，嫉妒作者们有那样好的运气，可以遇见如此有趣的人，听闻如此有趣的故事。那些平凡人与平凡人的遇见，是令写作者垂涎的上等原料，新鲜的，热乎的，浸透着百态生活的原汁原味。先贤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当是时，藏书万卷需充栋，舟楫万里已半生。如今，网络信息唾手可得，飞机高铁半日千里，我们在“万卷书”和“万里路”上有着千万倍于古人的优势，但探索生活的根须仍有太多太多无法触及的土壤。所幸，文学教育的普及令更多人有能力讲述出他们的见闻，使那些平凡的、看似“无关宏旨”的人和事能够得以记录，而从细微处折射出时代的光谱，令编者也与有荣焉。

　　2016就这样过去了。2017，还会经历怎样的“遇见”？我殷切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