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钟晓慧：中山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何式凝：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

　　【内容提要】近年来在中国城市中，许多父母为独生子女出资购房。舆论及学者将此称为“啃老”，担心家庭关系功利化、孝道衰落。本文对此持不同看法。通过2010～2011年对广州22个家庭作深度访谈后发现，父母们不认为自己是“被啃”的受害者；相反，他们是购房的主动发起者或积极参与者。文章以“亲密关系”和“个体化”为理论视角，揭示父母积极购房的动机，并分析当代中国代际关系。首先，父母们是为了与成年子女建立协商式的亲密关系。这种关系涉及金钱、感情和集体决策三种要素，与西方强调倾诉和表达的“纯粹关系”不同。中国案例不仅扩展西方主义对“亲密关系”的定义，也重新理解以往研究中，中国家庭经济活动与感情交流二元对立的关系。其次，这反映了在中国个体化进程中，这一代父母既获得自由，又感知到风险。他们积极构建新的家庭关系，是一种重新嵌入社会的努力。

　　【关键词】家庭亲密关系；金钱与感情；孝道；独生子女父母

　　一、导言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父母为他们的成年独生子女在城市中购买住房（Li & Zheng， 2007； Yan， 2011a； Li， 2008；马春华等，2011），家庭内部的资源如金钱等，从原来的向上流动逐渐转变为向下流动 （沈奕斐， 2010； 康岚， 2009），流行的说法是年轻人在“啃老”或者父母们在“被啃”。怎样理解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以及评价对家庭代际关系的意义？相关的研究文献在两个方面出现了分歧与争论。

　　（一）现代化进程的中国父母：单一而极端化的受害者形象

　　第一个方面涉及家庭关系与孝道的担忧，主要分歧在于，成年子女是否变得更加功利，中国父母成为现代化进程的受害者。“孝道”被认为是维系中国家庭关系的核心价值和指导家庭生活的行为原则（Ikels， 2004； Whyte， 1997）；而孝道危机则一直是许多学者观察重点。郭于华（2001）在河北农村发现，老人因缺乏子女照顾而自杀。阎云翔（Yan， 2003， 2009）的黑龙江乡村调研发现，家庭中子女的地位在提高，父母的权威在下降。年青一代追求个人权利与幸福，常常忽视赡养老人责任。极端例子包括老人遭子女谩骂、被赶出家门甚至遭到虐待。他还观察到，上海有些年青人“榨取父母的存款”①，为自己置办嫁妆和购置新房。他认为这是不道德的行为，父母也由于为解决子女住房问题动用大笔存款，给晚年生活埋下隐患。对孝道危机的这些研究，突出了父母一代的受害者形象。这些研究者相信，中国社会已呈现个体化特征，家庭关系日趋工具化，年轻人变得利己而忽视孝道，父母则是家庭关系转变中的受害者，被动承受个体化进程带来的后果。

　　但是，最近一些学者观察到，所谓的受害者形象与实际情况不相符（Thogersen & Ni， 2010； Boermel， 2006； Zhang， 2005）。在他们看来，中国父母的形象要积极得多，既能够与子女保持情感和沟通（Evans， 2010），也有追求独立自由的一面（Zhang， 2004；Logan & Bian， 1999）。例如，曹诗弟和泥安儒（Thogersen & Ni， 2010）在2001年对山东老人做的问卷调查，以及在2004～2006年做的深度访谈发现，老年父母同样追求解放、自由和方便。老年父母们既希望与子女保持紧密的情感联系，也希望有相对独立的个人生活，不受多代合住的约束。他们认为，子女不惹父母生气，尊重老年人的想法、兴趣和习惯，不干涉父母的生活同样是子女孝顺的表现。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较好的农村父母尤其如此。这一研究挑战了将父母视为弱势群体的单一理解。

　　后面一种研究提示我们，将中国父母不分差别地理解为弱势受害者，会导致相关研究集中关注农村的贫穷老人，忽略了中老年父母的多样性形态。在讨论独生子女家庭关系以及父母们面临的养老危机文献中，同样由于缺乏对父母形象多样化的理解，很少研究关注独生子女父母对家庭关系和孝道的期待是否发生变化，是否采用积极策略去应对家庭关系的转变。

　　（二）中国家庭关系的变化：金钱与感情二元对立和分割

　　第二个方面涉及家庭关系中，金钱与感情的相互关系，具体又包含三种理解。第一种理解是传统的“经济合作社模式”②（the corporate model）。即理性的家庭成员互相合作，以便争取经济利益最大化。同时，感情沟通对保持良好家庭关系既不相关也非常缺乏，努力工作、相互帮助才是关键（Potter， 1990）。

　　第二种理解则认为，过去十年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家庭关系出现与西方工业社会类似的情感转向（intimate turn），或者出现浪漫的革命（the romantic revolution） （Evans， 2010； Yan， 2003；Jankowiak， 1995）。根据中国90年代乡村年轻人婚恋经历，阎云翔（Yan， 2003）认为经济合作社模式已经不能完整解释中国家庭关系。年青一代不再像老一代只看重经济生产活动的互相帮忙；相反，他们重视感情纽带（emotional bonds）对维系婚姻的意义，并且他们懂得如何用语言表达情感。不仅年轻人重视情感交流，而且父母也希望与子女增强沟通。艾华（Evans， 2010）在2000～2004年访问了一群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北京中年母亲，发现这些中年妈妈渴望与子女相互沟通、信任和理解，取代“传统”地要求子女服从父母权威。艾华认为，对“沟通式亲密”③（communicative intimacy）的渴望，源自于社会主义早期母亲们的个人生活经历。她们在童年时，被迫与自己的母亲分离，目睹了母亲在父权家庭受到折磨和自我牺牲。这使得她们希望能与自己的子女建立更亲密的关系，以弥补令人遗憾的童年。

　　但是，对中国家庭关系情感转向的重视，却产生了对孝道期待的两种极端化理解。第一，只要情，不要钱。有学者认为（王跃生，2011， 2012），随着城市养老和医疗保障制度的建立，父母可以领取退休金作为主要生活来源。因此，原来刚性的经济需求逐渐变成弹性支持。但是，父母在减少对子女物质要求的同时，非常渴望与其进行感情交流。第二，谈钱伤感情，是不道德的。有学者将家庭代际关系中的金钱交换行为（例如购房、置办婚礼、准备嫁妆）看做不负责任、伤害感情的表现（Yan， 2005，2011a，2011b）。对孝道的这些理解，本质上假设在现代化进程中父母对子女的孝道要求是线性发展的，即从基本生活资料需求、经济需求、感情交流到权力依次逐层递进，并且互相分割。

　　第三种理解则以西方女性经济学者（Folbre & Nelson， 2000； Zelizer， 2000； Jamieson， 1999）的看法为代表，她们反对吉登斯（Giddens， 1992）将金钱交换和感情互相割裂的二元对立式理解。吉登斯认为，现代西方社会由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女性政治经济地位的显著提高，亲密关系的核心是双方平等的相互倾诉，而不再是以往利益为主导的依附 / 主导关系。因此，维系双方感情依赖于词汇表达爱护，给予时间陪伴，分享自己的想法和感受。这种新的亲密关系，被称为“纯粹的关系”④（pure relationship），传统上因为阶级和性别不平等所导致的物质差异日渐消解，婚姻和恋爱关系的双方日趋平等。

　　然而，女性经济学者基于西方社会和女性生活经验出发，认为在家庭等亲密关系中，金钱和情感互为表里。各种物质交换和金钱关系，常常是相互关爱和共同责任的表达方式；成员们通过物质交换，也帮助自己和他人解决实际问题、实现人生目标。因此，口头表达（verbal expression）和相互自我坦诚（mutual self-disclosure）仅仅是维持亲密关系的其中一种，甚至不是主要的方式。相反，及时提供或者获得实际照顾和物质支持才是建立和维系亲密关系的重要方式。泽利泽（Zelizer， 2005）进一步指出人们用不同的给钱方式、金钱数额和恰当性，在特定的关系中追求期望，承担责任和赋予意义。泽利泽将人们的这些经济活动称之为“关系工作”⑤（relational work）。

　　但是这派学者的主要问题是，大部分对家庭亲密关系的研究限制在核心家庭，却忽略了其他类型的重要亲密关系，例如父母与成年子女之间的关系（Jamieson， 2011）。因此，中国案例的意义在于扩展对亲密关系的理解，并且挑战这种全球化和个体化过程中的欧美民族中心主义的研究框架。

　　在以上这些讨论中，如果我们采用“受害者”理解，即父母一辈在变动的家庭关系中经济受累，情感受损，那么我们得同时认为，家庭的“经济合作社模式”已经解体，也没有情感转向这回事。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从曹诗弟和泥安儒等人所观察到的“积极父母”出发，却可以提出另一种假设。父母们在剧烈的社会变动中确实面对家庭关系调整与养老的难题。但是，积极的父母会采取主动策略，为的是重建家庭关系和孝道。这种关系和对孝道的期待同时包含物质层面与情感层面的相互支持。事实上，任柯安（Kipnis， 1997）曾经指出，相对于直接语言表达，中国人通常通过努力工作、互相帮助等间接方式，来表达感情和维系社会网络关系。尽管他谈论的是社会关系，但是这本身帮助启发我们理解，中国父母如何看待金钱和感情的关系。这种假设是以父母为主体的，它要求从父母的眼光出发来理解购房事件与家庭关系。从目前的文献来看，这样的研究还比较缺乏，是一个研究缺口。

　　为了填补研究缺口，本文选择了一组为成年独生子女购房的中年父母，对他们做了深度访问调查。希望回答的基本问题是，为子女购房是父母的主动行为吗？如果是主动的，他们的动机是什么？期望得到什么？本文相信，调查发现与分析结论可以支持上述假设，即父母是为了建设理想家庭关系而主动行动和善用策略的积极个体。以调查材料为基础，本文将描述不同于“受害者”形象的“积极父母”形象；将从父母角度分析中国家庭中金钱与情感的关系，并说明父母对子女承担孝道的新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