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治之道“我们是采取兼收并蓄的策略。当我们碰到问题时，首先看看其他城市是怎么解决类似的问题的。我们设法了解它们为什么那样解决那些问题。接着，我们按照我们的政治和本地的实际情况，制定适合新加坡国情的解决方案。在这过程中我们也犯过错误，但总体上说效果很显著。新加坡的故事是学习和总结别国的经验和教训的结果。”——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长许文远，2013年新加坡政府治理国家不搬用任何流行的理论，也不坚持任何指导思想，它在思考公共政策时是以高度务实的态度，审时度势地制定最符合国家长期利益的政策，而且任何政策都会随着世界与国内情势的改变而改变或改善。李光耀是新加坡建国之父，但新加坡并没有“李光耀思想”之类的指导性思想。2013年8月10日，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在《海峡时报》发表的一篇评论中说：“当我在2004年受委出任院长时，校方明确地告诉我，我的责任是发展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不是李光耀思想学院。”虽然新加坡政府不是以“李光耀思想”治国，但他数十年成功的为政之道大都已内化为法律、制度、机制和核心公共政策。这些都可以保障新加坡不会面对人亡政息的危险。2010年8月15日，李光耀在丹戎巴葛集选区的国庆晚宴上致辞时重申：新加坡的公共政策并非一成不变的，政府不时在检讨旧的政策和立场，并且随着世界局势的改变而改变。这就是他经常说的“适应与采纳”（Adapt and adopt）过程的政策制定。他告诉居民们：“虽然新加坡面对着许多问题，有70%可以参考并借鉴其他面对同样问题的国家的解决方法，再按照我国国情加以修改和采纳；然而我国在一些问题上所展现的创新能力也不容忽视。”2013年6月13日，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长许文远在西班牙城市毕尔巴鄂（Bilbao）举行的世界城市峰会市长论坛上的演讲，最能反映新加坡政府施政的一贯策略。他说：“一个城市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案不可能轻而易举地在另一个城市复制,但分享最佳做法可以缩短学习曲线（Learning curve），并且减少因走曲折冤枉路所浪费的成本。常言道，不必凡事都另起炉灶。明智的领导人学习最佳的做法以免重蹈覆辙。”“其实，这正是新加坡50年来的发展经验。我们是采取兼收并蓄的策略。当我们碰到问题时，首先看看其他城市是怎么解决类似的问题的。我们设法了解它们为什么那样解决那些问题。接着，我们按照我们的政治和本地的实际情况，制定适合新加坡国情的解决方案。在这过程中我们也犯过错误，但总体上说效果很显著。”“结果，我们以一代人的时间将新加坡从一个第三世界的村落改变成一个现代化的花园城市，为人民提供很多优质的工作。很多国家都面临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新加坡的问题则恰恰相反：工人短缺，必须从世界各地引进工人推动我们的经济增长。当然，这样做也造成了政府在政治上面对的（按：一些人反外来工人的）挑战。”“新加坡的故事是学习和总结别国的经验和教训的结果。我们仍在学习中。正因如此，我们在2010年发起世界城市峰会市长论坛，希望建立一个平台让各城市分享各自的发展经验，交换如何创造更佳城市的点子，改善我们人民的生活。”市长论坛是世界城市峰会的压轴会议，每年都吸引许多来自世界各国和城市的市长和政府领袖参与对话，探讨关于城市化的各种课题和方案等。根据《环球时报》2012年12月6日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5日在人民大会堂同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座谈中，也强调中国要“同世界各国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他说：“我们的事业是向世界开放学习的事业。关起门来搞建设不可能成功。我们要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不动摇，不封闭、不僵化，打开大门搞建设、办事业。‘满招损，谦受益’。中国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但我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仍然面临一系列严峻挑战，还有许多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我们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更加注重学习吸收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同世界各国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我们欢迎外国专家和优秀人才以各种方式参与中国现代化建设，一如既往支持大家来中国创业和发展。……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面对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一枝独秀，这就要求各国同舟共济、和衷共济……”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政府的公共政策因时制宜，但新加坡成功所依托的政策却不能任意放弃。2004年11月21日，建国总理李光耀在人民行动党50周年庆祝仪式上发言时告诉部长、国会议员和党员们：人民行动党必须时时重新审视所有的假设和政策。无论这些政策在过去是多么的成功，但它们未必都能适应未来的需要。因此，政策可能得加以修改、改变或放弃。但是，政府的正直廉洁、对人民有关公平正义和关怀社会的承诺都必须维持不变。2011年10月31日，李光耀为《李光耀言论集：演讲、访谈与对话》主持推介仪式上演讲时，再度提出他的嘱咐：“新一代新加坡人受过更好教育、有更丰富的国际视野，对治理国家的方式自然有不同的期望。因此，我们需要改变制定和实施政策的方法。但是，千万别忘记我们的历史经验。那些促成新加坡成功的根本要素是千古不变的。比如：良治、廉政、任人唯贤和务实等。过去的经验也是协助新加坡人更好地了解新加坡立国所依赖的价值观。”第三章的“治国理念”和本章所介绍的一些核心公共政策，都是促使新加坡成功的关键因素，政府会审时度势地加以改善、加强，但绝不可能放弃，因为它们就是新加坡赖以持续发展的栋梁和基石，动摇不得。配合“我们的新加坡对话”（Our Singapore Conversation），全国对话秘书处与新加坡政策研究院联合进行一项全国调查。按照全国人口特质比例，调查员从2012年12月至2013年1月随机抽样对4000名新加坡人进行了面对面访问。以下是新加坡人对国家治理的看法：一务实决策“好的政府在追求国家利益时，是不分理论或思想的；好的政府是务实的政府。”——建国总理李光耀，1993年邓小平曾经说过：“我是实事求是派。……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靠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要从尊重现实出发，找条新的路子来解决，研究新对策，寻找新方法。”引自郭胜伟《邓小平外交谋略》，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1—12页。这跟新加坡政府的治国理念不谋而合。1999年1月31日，建国总理李光耀告诉《纽约时报》：“我是一个经验论者。我不是一个空想家，我不相信理论，虽然我阅读各种理论，也对它们感兴趣。可是当我碰到一个问题时，我是当机立断地加以解决，不是根据什么理论找解决办法。”1999年1月31日李光耀接受《纽约时报》专栏作者萨菲尔的访谈，重申他的施政大原则。于是，务实（Pragmatism）成为行动党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的首要考虑因素。第二任总理吴作栋说：无论采用何种体制，政府务实治国最为重要。2008年11月11日。新加坡政府高度务实，以立足世界的视觉看待国家生存与发展之道，首先是接受世界现状：“小国对国际趋势没什么影响力。新加坡向来接受世界的现状。我们对世界进行冷静的分析，利用不期而遇的机会或者避免受到损害。”2009年10月27日李光耀在华盛顿“美国—东盟商业理事会”庆祝成立25周年晚宴演讲。其次是使自己对世界有用：“好的政府在追求国家利益时，是不分理论或思想的。好的政府是务实的政府。1965年我们脱离马来西亚时就得到一个结论：如果新加坡要生存，就必须使自己对世界有用处。我们不可能改变世界，但我们可以适应世界。”1993年11月8日新加坡主办“非洲领袖论坛”，李光耀在会上致辞时提到新加坡的发展经验。（一）政策因时制宜李光耀说明行动党的特点是，本质为社会主义政党的行动党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府不同的一点是：该党完全不死守教条理论或教条政策。“我们在政治原则和现实政策之间保持平衡……要取得成功，新加坡必须（综观全球趋势）寻找一套行得通的计划和方针。”1980年1月5日，李光耀在行动党25周年党庆上谈施政大原则。副总理张志贤在强调政府必须务实决策时重申：“正因政府时刻关注国家生存，因此，即使在政治上不受欢迎，政府也须采取务实政策，为新加坡这条小船创造可令民众在船上安稳生活的锚，以免陷入一些国家如冰岛因施政不慎而几乎失败的窘境。”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张志贤出席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协会举办的论坛，忆述全球软件巨擘微软公司的创始人比尔盖茨曾说过，如果这家超级企业不鞭策自己不断与时俱进，它距离被竞争对手消灭其实仅有两年时间这句话，提醒人们政府长期以来所推行的一些重大政策，是为了使新加坡避开危险的冰山，驶向更好的未来。《联合早报》2010年4月6日。在新加坡政府看来，追求国家持续发展的过程中“改变才是永恒不变的硬道理”，因为李光耀认为“面对全球化的真正的关键在于所处的是有利的位置，或不利的位置。新加坡就是处于不利的位置。我必须让新加坡人学会的第一件事就是：如果新加坡不改变，就会遭遇残酷的冲击。新加坡非常小，而且是完全开放的经济体。换句话说，世界决定了我们的命运，我们毫无选择余地，我们必须改变”。2006年6月21日李光耀接受中国台湾《天下》杂志访谈，回答新加坡如何应对全球化的提问。务实决策最鲜明的特点是政府的公共政策不墨守成规，不萧规曹随，而是因时制宜，力求跟得上世界的变化，更好地争取持续发展的先机。李光耀说：“行动党很清楚世界在不断地改变，因此我们必须不断作出调整，以适应不断改变的世界。只要我们接受这个事实，就不会故步自封，死守着不合时宜的政策、理论或思想。”2006年2月10日，李光耀在丹戎巴葛集选区新春晚宴上讲话。原副总理陈庆炎博士（现任国家总统）谈他从政27年的经验，认为“政策不合时宜就须大胆纠正。你不能制定一个政策，然后假定它能一成不变。如果我们墨守成规，就会被时代抛在后头”。《联合早报》2006年4月1日。2008年4月7日，李显龙总理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更进一步指出：政策须适应新环境，每个政策政府都愿意从头思考。他说：“时代不同了，国家情况也改变了。我们制定政策、实行政策的方法也必须适应新的环境……除了很根本的原则之外，其他个别的政策没有一个是不能重新考虑的。当然,如果问新加坡是不是需要独立自主；我们是不是需要维护多种族和谐共处的社会；我们是不是要维持任人唯贤的制度；等等，改变这些根本政策的可能性很小。”《联合早报》2008年4月16日发表。（二）吴作栋：新加坡政策需要“全盘修订”第二任总理、现任荣誉国务资政吴作栋认为新加坡已来到转捩点，不但外部环境复杂，内部挑战也艰巨。纵观世界，本区域的繁荣受中美关系影响，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东北亚国家间的角力、东盟国家能否整合，以及新加坡的经济竞争力，都是不容忽视的课题。国内的挑战则更多，包括生活费高涨、经济增长放缓、人口老龄化、生育率不足、公民人口减少、高度依赖外来劳工及移民，加上更多元化和凝聚力较弱的社会结构，教育程度较高的年轻人对政府期望更高，等等。他觉得李显龙总理和内阁团队，比他本人和建国总理李光耀主政时期所面对的问题更难解决。因此，他把新加坡今天的发展状况比喻为“中年危机”（Midlife crisis）。2013年8月11日，他在选区国庆晚宴上讲话时告诉居民们：“我国两年后将迎来建国50周年，成就斐然，但似乎陷入中年危机——财富位居世界先列，人民却很悲观。为了走出危机，政府今后的治国之道有必要调整，情理并用，共建温情社会和全新社会契约。”所谓“情理并用”是指“虽然一般民众可能也看到了整个大局，但是很多时候，他们更关心政策对本身的影响，并从这个角度看待问题。所以，单单只凭理性，还不足以凝聚民心，我们必须情理并用。希望民众与政府团结一致，所谓‘人心齐，泰山移’”。他认为新加坡得谱写新篇章，过去适用的政策、计划都需要更新，甚至需要全盘修订（Overhaul），确保它们能继续发挥作用。人民和政府之间需要建立新的社会契约（A new social compact），否则他担心新加坡会开始走下坡路。他用华语告诉民众们说：“建国初期，第一代领导人主要采取由上而下较为严肃的治国方式。当时的人民一般也接受那样的方式，因为那时候国家正面对生死存亡的挑战……今日，新加坡已发展成第一世界国家，国人的生活更安定，但是大家也有了更高的期望，希望能更自由选择所要的生活方式，在关系到切身课题时，他们也要求参与政策的制定。”吴作栋鼓励新加坡人踊跃提出建议，但提醒他们避免提出不实际的要求，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也不可一味讨好选民：“如果政府没有时间和政治空间做出战略性的思考与策划，这对国家长远利益而言没有好处。至今我们做得不错，是因为没有这么大的选举压力。新加坡人民必须高瞻远瞩，就算这意味着短期痛苦，也不能失去这个优势，尤其是在世界变幻莫测的时刻。”（三）广征民意，凝聚共识在2011年5月7日的国会选举中，行动党的得票率达到历来最低的6014%，这反映了接近半数选民对政府的某些政策不满意。有鉴于此，政府发动“我们的新加坡全国对话”运动，号召全体人民为建设未来的新加坡出谋献策。李显龙总理在2012年8月9日的国庆献词中宣布，他已经委任教育部部长王瑞杰领导一个由较年轻部长组成的委员会，从新的角度来全面检讨政府的各项政策，必要时在一些环节上进行更加果断的调整，以建立一个人人机会平等的公平社会。委员会将广泛征询全国民众的意见，希望为国家发展的方向凝聚广泛的共识：未来的新加坡应该是个怎样的国家？我们应该为下一代建设一个怎样的家园？总理说：“如果我们希望新加坡在20年后仍旧是个发光发亮的小红点，就应该重新思考我们的策略，并且重新打造新加坡。我们应该尽所能预测未来的改变，充分做好应对的准备。我们凡事都以新加坡人的利益为重，任何政策的调整，都是希望为新加坡人提供最好的服务。新加坡必须成为一个富有爱心和包容的社会。我们不能只强调个人的成就，而忽略同舟共济的精神。成功的人士有责任为社会作出更多贡献。国人必须互相尊重，并分享成功的果实，确保没有人被社会所遗弃。”未来的新加坡应该是一个怎么样的国家，需要全国人民共同提意见，让他们都有话语权和参与感。这个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在全国展开。2013年7月5日，李显龙总理在“星展银行洞悉亚洲论坛”发言后，有听众问他有没有改变国家治理方式的必要？总理的答案是肯定的，因为“社会在改变、领导力在改变、人们的要求在改变、沟通互动的方式在改变、决策的方式也在改变，所以治理方式必须改变”。他说，政府必须更积极地向民众咨询、与他们进行讨论，引导他们聚焦值得关注的课题，从而对解决方案取得共识。他以“我们的新加坡全国对话”为例说：“我想，这是个具建设性的工作方式，我们无法总是这么做，但政府必须及时反应，带领人民前进。”2013年8月10日，王瑞杰透露全国对话所收集的民意显示，民众关心公共医疗、公共住屋和就业保障这些基本民生问题。他表示政策将根据民意调整。（四）总理提出策略性的改变经过一整年的广泛听取民意后，李显龙总理在2013年8月18日的国庆群众大会上宣布了几项重大的改革。1住屋政策两新措施新措施1：提供“住屋提升津贴”，帮助2房式组屋的屋主提升购买3房式组屋。新措施2：扩大可申请“特别公积金购屋津贴”的范围：家庭月入2250元顶限将上调；低收入及中低收入的首次购屋者，在申购3房式组屋时，可获得的津贴额数将增加；在申购4房式组屋时，也可以获得这笔特别津贴。目前，只有2房及3房式组屋可以获得这项津贴。2医药政策三新措施新措施1：扩大“社保援助计划”，取消年龄限制，让低收入家庭的所有成员，以及残疾人士，都能得到门诊费的津贴。目前，只有40岁及以上者才能申请参与这项计划。新措施2：让低收入及中低收入国人，在看专科门诊时，可以获得更多的津贴（目前的顶限是50％）。经过“支付能力调查”，还可申请额外津贴。新措施3：“健保双全计划”将加强，确保全民都得到这项额外的保障，并改称“终身健保双全计划”。新的“终身健保双全计划”将取消投保者的90岁受保上限，也让身患疾病者可以投保，而且，不再允许国人退出这项投保计划，而是要做到让所有的国人都受保。这么做之后，索赔的金额会提高，保费也会上调，政府将推出新的“建国一代配套”帮助老年国人支付较高的保费。这些老人多数已经退休，年龄快要70岁，他们在建国的过程中都曾经付出辛劳和血汗。3教育政策六新措施新措施1：小一报名制度：让校友的孩子或弟妹享有入学优先权，可以让学校保持各自独有的传统及特色，但是，学校也不可以因此而变得“封闭”。过去，在一些著名的学校都有学额保留给那些与学校没有任何关系的学生，但这些学额逐年减少，因此，从2014年起，每一所学校将保留至少40个位子（10％—15％），开放给那些跟学校没有任何关系的学生，即：父母亲不是校友、学校管委会，或学校教职人员，也没有哥哥姐姐在同一所学校念书的学童。新措施2：小六离校考试不再使用目前的积分制度，而是改用评等级制度。新措施3：让更多在各领域杰出的学生，可以凭出色的品格、领导能力等长处，在“直接收生计划”下，进入他们理想中的中学。政府希望优秀的中学积极去争取这类学生，也鼓励各所小学积极推荐在各个领域杰出的学生。新措施4：政府也会进一步加强经济援助和助学金等计划，让学生不会因经济的因素而进不了他们理想中的学校。新措施5：扩大教育储蓄计划，将填补每个7—16岁孩子的教育储蓄户头。新措施6：教育部将允许各源流中一学生修读高级科目，可选读的高级科目将是学生在小六会考中有优异成绩的科目。4新方向：三可、三不可总理举例：美国的医药支出是全球最高的，但取得的成果却比新加坡及许多发达国家还要差；芬兰为劳工队伍提供全面的保障，可是，尽管经济繁荣，拥有良好的教育体制，芬兰还是有多达20％的年轻人失业。这些情况也可能在新加坡发生，因此政府必须谨慎处理。政府可以为低收入人士做得更多，但不可以削弱人们自食其力的能力；政府可以增加医药保健的支出和津贴，但不可以鼓励人们过度消耗资源，接受不必要的治疗；政府可以让教育体制更开放，但不可以损害新加坡的教育水平。(五)政府、民间团体和人民调整角色以取得新平衡点李显龙总理在群众大会上指出，新加坡已经来到了发展的转折点。为了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新加坡，当前要务是调整政府、民间团体和人民之间的责任和角色，以取得新的平衡点。他说，原本由个人承担的一些生活担子，今后将由国家承担多一些，或者由民间团体分担。他以“乐龄助行基金”为例说，许多老人行动不便，日常生活有困难，上述基金为年长者提供津贴，帮助他们购买轮椅、老人椅、助听器、老花眼镜、床垫等用品。政府也希望更多民间团体和个人参与公益活动，辅助政府的角色，打造一个既有温情又有活力的社会。值得欣慰的是，新加坡人不缺乏公益精神。除了援助贫困家庭，政府将特别照顾年长新加坡人，特别是“空巢老人”，为他们加强社会安全网，让老年生活无忧。总理说，他们是新加坡的建国功臣，没有他们的牺牲和努力，新加坡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因此我们有义务照顾他们。不过总理指出，要重新平衡政府、民间团体和个人的角色，是宏观调整，不可能一夜间实现，它需要各个部门的努力，各项计划的逐步落实。政府将优先处理一些迫切的民生问题，包括教育、医疗保健和住屋。政府须减低人民承担医药费的风险，也须做好扶贫济困的工作，维持社会凝聚力，确保社会不走向两极化。他说，政府将设法提高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帮助他们购买房屋，拥有更多积蓄和资产。更重要的是，确保体制开放，保持社会的流动性，使每个阶层的人民都有机会提升，尤其是通过教育的途径。政府也将给予比较贫困的孩子更多帮助，使他们能够处于更好的起跑点，不会因为生活条件差，而落于人后。为了让年轻夫妇安心工作和养儿育女，政府未来五年将增设两万个幼儿园名额。放眼未来，李总理指出：“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是华族根深蒂固的思想意识。现在是轮到我们为后人种树的时候了。我们应该继续不断积累成就和资源，为子孙后代造福。”他说：“我知道年轻一代对前景充满期待，我们应该为他们创造有利的环境，让他们发挥所长、施展抱负，使新加坡成为他们就业、创业和生儿育女的好地方。”总理说，政府已在治国的理念上做了重要调整，根据新理念，重新制定民生政策，下来几年将全力落实这些政策，替人民解决困难，使生活一年比一年好。他重申，新加坡的目标是不分贫富，人人受惠。要做到这一点，必须特别照顾生活比较困难的社群，尤其是低薪家庭和年长一代，但同时也会为年轻新加坡人创造更美好的未来。他向人民承诺：“政府将全力以赴，不过我们需要人民的支持和配合。大家可以期待《明天会更好》（歌名），因为《我（们就)在你左右》（歌名）。”新加坡国会议长哈莉玛女士认为，“重新调整政府、社区和个人的关系是重要的举措。不少人都认为，政府多年来让社区和人民承担更大的责任，现在则是政府扮演更重要角色的时候了”。她形容这样的改变是意识形态的转变：“在新加坡，很多人都不愿意涉及意识形态的讨论，但这分明是意识形态、思路的转变，这些新政策的确是更具社会主义色彩。”她强调，人口老龄化、收入差距扩大和生活费攀高，使国家不得不通过这些新措施，重塑社会契约。国会最大反对党工人党对李显龙总理在国庆群众大会上宣布的多项新措施表示欢迎，但他强调，更关键的是落实这些措施。工人党主席、阿裕尼集选区国会议员林瑞莲发表文告指出，工人党希望政府实现承诺，建设大家相互关心和照顾的社会，并期待政府一一实践总理在群众大会上所勾勒的大方向。她说，面对全球化和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工人党向来吁请政府为人民提供更强的安全网。《联合早报》2013年8月20日。（六）尊重民意，但仍须施行不受欢迎却有必要的务实政策我在第二章介绍了行动党政府的亲民作风。在1965年新加坡独立前夕，李光耀曾说：“政府是根据人民的意愿办事的，把人民的一切需要勇敢地摆在个人利益之上。”“我的责任是让人民快乐地生活，而不是从人民的苦难中获利。”1965年5月27日新加坡媒体报道。但是，他却坚持不能单凭民意治国。相反，制定公共政策必须以国家长远利益为前提。因此，政府要有推行不受欢迎，却有必要的政策的政治决心。他告诫政府部长们：“请记住，从政的人不能只是笑脸迎人，亲一亲别人的婴孩或拍拍人家的胳膊。”1988年8月14日李光耀在国庆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你（当政者）不可能时时刻刻都受到人民的拥护。一个真正为人民做事和受人民拥戴的政府，所做的每一件事未必都会受到欢迎。当然，我们不愿成为不受欢迎的政府，也不愿做不受人民欢迎的事。但在必要时，我们还得做人民不喜欢的决定。如果害怕做人民不喜欢的决定而退缩，那么政府会遇到很大的麻烦。”1997年2月24日李光耀在国会发表为政之道大原则。2005年10月12日，李显龙总理在民情联系组21周年仪式上致辞时告诉新加坡人民：政府将持续积极听取民意，但他希望新加坡人民明白，良治并非完全迎合民意决策。新加坡人民现在知道，他们有许多途径可以向政府表达意见或提出建议，比如发电邮给部长或政府部门、联络政府民情联系组或公共咨询组，或找他们各选区的国会议员或基层领袖解决问题。但归根结底，政府有责任本着国家的最大利益制定政策。公众的某个意见没获接受，不等于说听取民意是多余的过程，或者说公众的意见不重要。总理认为领导人要有勇气说 “不”：“要做一名领导人，就要能承担起压力，有勇气说‘不’，并说服人民。”在回复一名大学生提问时，他简略地谈到自己这些年来的领导心得。他引述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的话说：“领导人说‘好的’很容易，说‘不’就很困难。但如果你什么都说‘好的’，那你不是个领导人。你有责任照顾人民，你必须代他们做出正确的决定。如果经过深思熟虑后，你决定必须去做，这么做才是对的，你就要有勇气去告诉人民，并说服他们那么做。但要如何才能合理地拒绝，并成功说服众人，这还得看个人的性格。如果你以为你是老板，可以命令他人……人们将不会尊重你，不会听你的。你也就会丧失影响力。当领导人是个艰巨的工作。你必须处理出乎意料的情况、化解纠纷、处理一些看似没有解决方案的难题。”《联合早报》2011年4月6日。1做正确的事,把正确的事做好。李光耀认为，只要政府相信有必要制定某个政策，就须以坚定的政治决心制定它。他不担心人民是否接受政府的政策，他担心的是制定错误的政策。“受欢迎的政府不意味着执政时必须时时讨好人民。要紧的是，在任满时，政府已经执行了所有不受欢迎却是必要的政策，使国家与人民朝向正确的方向前进。人民因此而成功，人人都生活得更好。”2007年1月20日李光耀结束访问越南时，回答随团记者有关政府将增收消费税的提问。《联合早报》2007年1月2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对美国人说过相类似的话：“在竞选总统时，我承诺不只做受欢迎的决策——我将做有必要的决策。”奥巴马为了拯救2009年金融危机时的美国经济而推行了巨额刺激经济复苏的不受欢迎的计划。他在2010年1月28日首次国情咨文里为自己的决策辩护。新一代的领导层继承了这个治国理念。兼管公共服务的副总理张志贤告诉公务员：在制定艰难决策方面，政府不应退缩。尽管政府在制定政策时经常征询公众的反馈，但却不能因为某些公众的反对而不敢制定艰难的决策，否则国家会陷入政策瘫痪(Policy paralysis)。他在一个高级公务员擢升仪式上致辞时强调，公务员一开始构思政策时就应该保持跟公众接触，执行时也要不断留意公众的反馈。可是，政府常常无法满足每个人的要求。公众各有不同的利益和需求，有些是互相矛盾的。有时，双方必须协商解决，但政府在推行（对大多数人民有利的）艰难的决策时绝不能退缩。他举例说，虽然公众都觉得为年长者提供养老设施是有必要的，但却不让这些设施建在自家附近，担心会影响自己屋子的市价；大家都希望出入能乘坐地铁的方便，可是他们却抱怨挖掘地铁隧道、建造地铁站及其他相关设施时所造成的不便，如尘土飞扬、噪声等，而对当局不满。政府在社会上扮演三个角色，“它既是监管者（Regulator），又是促成者（Enabler），也是提供者（Provider）”。如何在这三方面取得“大政府”与“小政府”之间的平衡是一门治理学问。他认为政府与其烦恼该多做还是少做,不如集中精力做正确的事情(Do the right things)，并把这些正确的事情做好(Do the right things well)。“正确的事情包括确保人人都有个公平的竞争平台，创造一个促进人人有机会发挥才能的有利环境,并且为公众提供集体利益。”新加坡媒体报道，2012年3月28日。2为经济多元化建赌场：兴建赌场是新加坡政府“违反”民意做务实决策的最佳例子。向来排斥赌博和横财心理的行动党政府，居然于2005年宣布准备兴建两个各附设赌场的“综合度假胜地”，让大多数新加坡人错愕不已。不出所料，社会上反对声浪此起彼伏，连几名内阁部长也表示不支持。最终李光耀以元老政治家身份拍板决定兴建。他向新加坡人解释：世界在改变，政府的政策也不能一成不变。当内阁辩论综合度假胜地是否应该包括赌场时，他看到内阁成员提出了许多感性和理性的反对声音，因此他以自己为何会改变对发展综合度假胜地的立场为例来说服大家：“我说过，我也反对建综合度假胜地，我向来都反对，大家也知道的，但是现在我已决定是该改变的时候了。我的论点是：这个（反对的）观点在过去是说得过的，现在却已经行不通了。我在英国当学生的时候，欧洲唯一有赌场的地方是摩纳哥，现在却四处都有，新加坡如果还故步自封，那有道理吗？ ”2007年4月24日在路透社的晚宴上致辞后回答提问。《联合早报》2007年4月25日。2009年，他接受美国《国家地理》访问时进一步解释他当时为何亲自干预建赌场的决策：“年轻的部长们说，看吧，我们必须有个赌场，否则我们会被迅速改变的世界抛在后头。而且，我们的旅游业将会增加收入，因为赌场会带来更多旅客。我原本一直抗拒建赌场，也告诉总理说，不，不，别建赌场，那将把黑社会、洗钱者以及各种各样的罪恶都引来新加坡。后来我注意到英国和瑞士等国家都建赌场，我说，天啊，世界已经改变了。如果我们不随着改变，我们将难以持续发展。于是，我们建两个赌场。显然的，这不是为新加坡人而建的，因为没有那么多新加坡人。那么，赌场就必须从中国、印度及其他地方招徕赌客。同时，我们通过了些条例，使家里的人可以阻止家人进赌场等措施。”他说假如他没干预建赌场的决定，那么宗教团体无疑会坚决反对，总理和他的内阁将面对很多问题。所以，“我站出来告诉新加坡人：你们看，我理解你们的观点，我原本也跟你们一样反对建赌场，让我告诉你们何以我改变了态度。我的解释产生效果，因为如果我们不建赌场，新加坡将无法跻身现代国家之林。所以，要么你接受这是全球化难以避免的趋势,要么你被抛在后头”。2009年7月6日李光耀接受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访谈回答询问（2010年1月刊登）。尽管政府对新加坡人进入赌场所设的门槛很高（赌场主要是为外国人而设的），也严禁黑社会和色情业的渗透，新加坡社会对赌场计划仍是大不以为然，恐怕它会腐蚀新加坡人的进取心，败坏社会风气。李显龙总理向人民解释：新加坡要发展的不只是赌场，而是要吸引投资商在本地注入巨资，结合发展包括会展中心、酒店、购物商场、娱乐设施及餐馆在内的综合度假胜地，赌场只是里头的一个场所。“在一个急剧变化的世界，新加坡若要维持经济活力，避免被其他国家抛在后头，就必须不断改变，继续往价值链的上端攀爬，以提升本地的产业活动，发展他国尚未进军或者进行得不比我们出色的行业。”2006年12月接受CNN访谈。政府知道，赌场是在很多新加坡人反对下施工的，若是结果事与愿违，政府恐怕要付出沉重的政治代价。因此，政府与人民都在密切关注其后续发展。包括赌场的两个综合度假胜地营业约一年，政府公布的数据确定它们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当年的国内生产总值高达前所未有的11%；旅客人数破纪录；服务业、酒店餐饮业生意兴隆；会展中心供不应求；政府所得各种税收数十亿元。虽然发生了数起因嗜赌而犯罪或家庭纠纷，新加坡的总体社会风气没受到明显的负面冲击。换言之，利远大于弊。从此再也没有激昂的反对声了。2012年7月7日，总理公署部长兼贸工部及内政部第二部长易华仁在国会辩论时告诉新加坡人民：圣淘沙名胜世界和滨海湾金沙开业两年多来，为新加坡带来相当可观的经济效益。两者总共聘用了2.2万名员工，因其效应而间接制造的工作则超过4万个；总收入达5.69亿元；赌场只各占一小部分但收入却各占了其净收入约八成。2011年旅游业也取得强劲增长，抵境的外国旅客创下1320万人次的历史新高，旅游收益则高达 223 亿元。2012年11月9日，政府文告称两个综合度假胜地对新加坡经济的贡献比预估的高，占国内生产总值15%—2%。旅客人数不但增加，他们在这里的消费额也显著增加。在2011年前三季度估计高达37亿元的名义增值，或相等于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的17%。这笔花费估计也为新加坡人制造了3.03万个额外的就业机会，其中七成员工是新加坡人。这个事件是新加坡政府以其务实决策与政治决心集中精力做正确的事情，并把正确的事情做好的典型案例之一，尽管人民最初并不体谅政府的计划。2011年11月，李显龙在G20峰会工作午宴上致辞时告诉各国与会者：“世界经济因欧美问题而处于脆弱状态，要避免经济危机进一步蔓延，世界领导人在必须采取能有效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外，展示政治领导力以加强人们的信心更是解决经济难题的关键。面对棘手的经济问题，政治领导人更应该发挥领导角色，帮助民众了解世界目前正处于一个困难时期，而要克服困难，各国制定不受民众欢迎却是必要的解决方案是在所难免的。解决方案将不会受人们欢迎，甚至与人们的期望相悖。更难的是，我们应该在问题变得迫在眉睫之前及早采取行动，以免为时已晚。因此，我们得为那些需要人们先作出牺牲以便日后改善情况的措施争取政治上的支持。”《联合早报》2011年11月4日。但是，随着新一代选民对政府的期望与要求跟过去的选民有较大的差别，如今政府在制定与执行“不受欢迎却有必要”的政策前，不得不再三考虑可能的政治代价。一个最佳的例子是：2011年大选得票率的显著降低，政府认为选民对部长与高级公务员的高薪酬表示不满是原因之一。于是，政府决定即刻“宰圣牛”——大幅度削减总统、总理和部长们的薪酬，坚持了近20年的“高薪倡廉”政策首当其冲。在宪法规定人民定期举行国会选举的国家，政府的首要目的是争取继续获得选民的委托，蝉联执政。那么它的政策必须能获得大多数选民的支持。2013年9月24日晚，李显龙总理在亚洲新闻台的直播电视论坛《我问总理》中谈到政府应该为国家社稷做正确的事时指出：政府固然得对所制定的政策有坚定的信念，但也得确保能在下届大选中胜出以再次执政，才能继续为民服务。“我们最终还是必须确保能在下届大选中胜出，因为如果我们无法继续执政，那我们就不能为人民谋福祉。”他强调“孤掌难鸣”，要使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不停留在“交易形态”上，两者须建立互信——人民要相信领导人能干、有诚信，且会以人民的利益为依归；领导人则要对人民有信心，相信人民会与政府合作，也有这么做的能力。二坚持廉政与高薪倡廉“新加坡的生存，全赖政府部长和高级官员的廉洁和效率。只有维护行政的廉洁，我们的经济才能起这样的作用：使新加坡人看到勤劳工作和报酬之间的关系。……也只有这样，人民才会通过更好的教育和提升训练以改善自己和子女的生活，而不是通过有权有势的亲朋戚友或贿赂有地位的‘熟人’谋取横财。”——李光耀，1980年新加坡高度廉洁的政治文化是举世闻名的。以建国总理李光耀的想法，新加坡坚持廉政是为了生存与持续发展：“为了生存，我们必须打造一个与邻国截然不同的新加坡，即干净（杜绝贪污贿赂）、高效、更安全、更好的基础设施、更好的居住条件。我们必须提供一个邻国所无法提供的环境，那就是第一世界级的可靠性和可预测性。有效率、清廉的政府，领导人的才干与品格，求知欲强又肯苦干的国民，是促使新加坡摆脱贫穷的三大因素。”2007年10月14日李光耀在国际律师协会在新加坡举行年会开幕式上致辞时谈新加坡成功的因素。他认为新加坡要脱颖而出，就必须做邻国所做不到的事：“我们（执政时）所做的第一件事是，虽然做生意一般不能没有些贿金，但在新加坡做生意却恰恰不能给贿金。我们维持廉洁、诚实和高效率。假如我们也像邻国那样，新加坡将一无所成。既然我能使新加坡在第三世界区域成为第一世界的沃洲，那表示我做了些有价值的事。这就是新加坡成功之道。”2006年10月20日李光耀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南方卫理公会大学发表演讲。在回答听众提问时告诉他们新加坡的成功之道。《海峡时报》2006年10月21日。坚持廉政与高薪倡廉是新加坡政府务实和人性化决策的典型例子。（一）官员贪腐是政权垮台的主因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官员普遍贪腐现象是政权崩溃的一个主因,就像一棵健壮的参天大树也因内部害虫腐蚀而轰然倒下一样。2008年，联合国发展计划署(The UN Development Programme)曾警告:“很多民主政权被推翻，因为民选政府不但不兑现竞选时对人民的诺言，反而滥用公权牟取私利。”2010年横扫北非的“阿拉伯之春”人民力量运动，更一举把家天下和盗国的政权都推翻掉，足见老百姓只要有机会就会群起推倒贪腐的政权。2012年11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郑重谈到反腐的迫切性：“党风廉政建设，是广大干部群众始终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物必先腐，而后虫生。’近年来，一些国家因长期积累的矛盾导致民怨载道、社会动荡、政权垮台，其中贪污腐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我们要警醒啊！”新华网，2012年11月19日。2013年1月22日，习总书记再次展示反腐决心。他在中共第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惩治腐败决不能放松，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在宣示“有腐必反、有贪必肃”的同时，他也要求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他还强调，反腐倡廉建设，必须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中共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联合早报》北京特派员报道，2013年1月23日。李光耀坚持廉政也跟行动党政权的“寿命”有密切关系。他说：“行动党一旦没有像现在这样诚实廉洁、光明正大；党员一旦背离为民服务的宗旨，只是自私地为自己的未来打算；党一旦变得无能、贪腐，我们就会出局，而这是我们活该。”《联合早报》2008年5月7日。李显龙总理也说：“如果人民行动党要继续获得人民的支持，就必须维持清廉、能干的政府，关心人民的心声，为新加坡争取更好的未来。如果政府无法满足这些基本的要求，就不配得到人民的支持。选民会说：‘我不选你，我把你踢出去’，那是完全合理的。”2006年10月6日，李显龙总理在新加坡举行的欧亚总编辑论坛上发言摘录。《海峡时报》2006年10月7日。这是民选政府必须接受选民监督和对选民认真负责的态度。笔者在第三章“治国理念”第一节“以民为本”说过，1954年成立的行动党首度参加1957年的殖民地市议会选举，竞选海报向选民承诺：“反对贪污官僚主义，建设平民化市议会”，它初试啼声就传捷报。接着它参加1959年的自治邦立法议会选举，竞选海报也重申若当选，将“为社会为国家为人民，反贪污反官僚反无能”，结果凯歌高奏，在51个议席中赢得43席，登上政坛执政至今，并且仍信守当初对选民许下的诺言。根据总部设在德国、监察各国政府贪腐情况的国际透明(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的调查,新加坡多年来名列世界最低贪污率的少数国家之一，也是亚洲国家最廉洁的政府。政府坚持廉洁政治文化的措施是多管齐下的，而且始终一贯地坚持，甚至加强力度执行，以防贪污贿赂事件乘隙蔓延。（二）领导人以身作则倡廉《论语》记载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回答：“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李光耀正是树立廉洁政风的关键领导。他指出：“新加坡的生存，全赖政府部长和高级官员的廉洁和效率。只有维护行政的廉洁，我们的经济才能起这样的作用：使新加坡人看到勤劳工作和报酬之间的关系。只有这样，人们——外国人和新加坡人——才会在新加坡投资；也只有这样，人民才会通过更好的教育和提升训练以改善自己和子女的生活，而不是通过有权有势的亲朋戚友或贿赂有地位的‘熟人’谋取横财。”1980年1月5日在人民行动党 25周年党庆上强调政府须廉洁。新加坡政府的反贪腐运动从领导层做起，即上梁须正，以防下梁歪。李光耀告诉公共政策学院师生：“如果中央（政府）不廉正，肃贪反腐绝对不会成功，因为你无法贯彻下去。当关键人物本身不廉正时，你不能叫下属保持清廉作风。”李光耀跟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师生对话。《海峡时报》2006年11月4日。“领导如果胡作非为，就不可能治理好国家。我能担任总理 30年，我的政党仍然执政，一个主要原因是，我们没有变成腐败；我们不满足于现状，反而不断地自我更新；我们的领导人不故步自封，而是不断地创新……政府维持廉正作风。”李光耀在韩国首尔举行的记者会上谈2006年新加坡大选的结果。《联合早报》2006年5月19日。他警戒身为人民代议士的国会议员们不得贪非分之财：“各位（国会议员），请你们保持双手干净，要是我们允许你们把手伸入他人放钱的抽屉里去，那么在政治上我们将彻底死亡。”1987年2月24日李光耀在国会告诫执政党议员坚持廉正作风。此外，手握公权者要懂得公私分明。利用职权来假公济私，表示对家庭尽责，对朋友忠诚，那是沾污这些优良价值观的做法。这样做是错误的，政府要严加防范。关键领导维持廉洁作风，政府才能确立治理权威并获得人民的信任、尊重与支持。李光耀说：“我认为最高政治领导必须获得人民的敬畏，是国家或政府的成功的关键因素。无论你为人民做了多少好事，如果你假公济私，为自己和家庭敛财，你就已经堕落了。你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受损，也降低了国家的信誉。这怎么行呢！所以，伟大的领袖是那些为国家和人民鞠躬尽瘁的人，他们从不滥用权势以自肥。只要最高领导洁身自爱，他就有机会铲除制度上的贪腐现象……”2007年6月李光耀访问俄罗斯期间接受记者访问时，强调肃贪反腐的成功与否取决于最高领导本身是否廉洁。执政党除了严厉执行反贪腐法律对付任何犯案者，还发给全体国会议员（包括部长）一套“行为守则”，清楚列明他们必须如何为自己的言行负责和法律后果；部长和他们的家人也不准接受非正常的礼物，违者以“家规处罚”，再移交国法查办。所有部长与官员都必须按时向上司呈报个人收入状况。若收入与他们的生活方式不相称,必须据实解释,否则当贪污处理。苏东坡在《晁错论》里说：“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李光耀为政的坚忍不拔之志反映在他坚定不移的政治决心。他深知反贪腐是与官员贪婪习染的长期斗争，决不能松懈。因此他告诉官员和党员：“反贪是一场永久的战斗，但只要核心领导层能坚持清廉，任何堕落现象还是可以受到控制，门户也会清理干净。行动党政府所无法确定的是，如果它在大选中落败，执政的其他政党能否也会保持政治廉洁。”李光耀，2005年5月2日。领导层以身作则需要坚定不移的政治决心。李光耀指出，新加坡成功保持廉洁的关键因素是领导层强烈的政治决心、警觉，以及贪污调查局持之以恒地跟进每个举报和不当行为的线索。2012年他在庆祝贪污调查局成立60周年的声明中说：“经过这些年，我国已经建立起一个有效的反腐框架。领导人的清廉必须是无可置疑的。领导层必须秉持和部长及下属同样高标准的诚信，因为我们不容忍贪腐行径。当贪污情况在东亚和南亚近乎泛滥时，新加坡政府在1959年执政起就决定不同流合污。政府加强了肃贪的法律，授予贪污调查局人员盘问和搜取文件更大的权力。如果一个人所拥有的资产超出其正式收入，将假设他贪污。他得说明超出其收入资产的来源。”新加坡媒体报道，2012年9月19日。（三）法律监督与无畏的贪污调查局最高领导人以身作则的重要指标包括他也必须奉公守法，不享有任何法律豁免权,就是《史记·商君列传》提起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古训。律师出身的李光耀在治理新加坡期间不断强调维护法律公正与公平的必要性：“我们拥有有效的反贪污法律和一个强有力的反贪污调查局。不论是部长或官员贪污，都一律受到调查，并依法处理。当然，政府最高领导人必须树立好榜样，没有人可以超越法律。否则，人们就会对法律多重意义和公正感到怀疑，并加以嘲讽。”摘自1992年8月25日李光耀答新华社记者问。现任总理李显龙也重申：“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以维护我们的制度的清廉。不惜任何代价是说，如果任何人做错事，无论他的身份有多高，我们将进行调查。只要有人举报，无论被举报者的身份多高，都要接受调查。”《海峡时报》2007年4月13日。监察贪腐机构国际透明2006年报告指新加坡的公共机构廉洁、公平与高效。特别是直属于总理公署的贪污调查局和选举局，充分地体现了它们正直的办事态度。《海峡时报》2006年11月12日。李光耀治理时期的国家发展部部长郑章远，1985年被旧同僚告发曾在1981年和1982年先后收了两笔各40万元贿金，让发展商得以保留被国家征用的部分土地，同时协助该发展商购买国家土地。郑章远否认受贿，并且尝试游说贪污调查局不追查此事，他也要求会见当时的总理李光耀。不过，李光耀表示调查结束前不能见他。一周后，郑章远自知难逃法网，自行结束了生命。事后，李光耀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要采取行动对付一个认识多年的密友或部长是很困难的一件事。但是，如果不采取行动，任由他逍遥法外，那整个制度就会受到损害。我们过去三十年建立起来的廉洁制度就会很快地被削弱而毁于一旦。如果总理出面进行非正常的干预，使一个和他关系密切的高层人士免受惩罚，这样的事是绝对无法保密的。其实，他身居高位，罪更严重。因此，不管怎么困难，我还是（把他）交由法律处理，不去阻止。”1992年8月25日李光耀答新华社记者问。1995年，卸下总理职位出任内阁资政的李光耀和当时的副总理李显龙各以5%—7%的优惠价格买下两个房地产。在项目推介会上，发展商为了试探市场，也给了其他的买主同样5%—10%的优惠价。不过，由于李光耀胞弟是该公司非执行董事，市场就谣传李氏父子获得不当的优待。李光耀要求当时的总理吴作栋下令调查此事，结果金融管理局证实交易并无不妥之处。然而，李光耀仍要求吴总理把事件提交国会公开辩论，两名反对党国会议员也都同意那是市场销售惯例，不构成任何不法行为；此事件也没成为后来全国选举的话题（李氏父子为了表示清白，要把所省下的折扣价交给政府，但不被接受，后捐给慈善组织）。（四）部长与公共服务人员的行为准则1《部长行为准则》（以下简称《准则》）:《准则》自1954年就开始执行，它规定部长、国会议员及其他公共服务人员的行为准则，内容随时更新，与时俱进。比如，2005年7月5日，内阁秘书在第六任总统纳丹指示下，向国会发出经修订的《部长行为准则》，提醒内阁部长和担任其他政治职位者保持清廉，不得假公济私，以维持政府的高度清廉与正直，继续得到人民的信任。李显龙总理也在 6日写信给全体人民行动党国会议员，向他们发出修订后的议员操行守则，要求议员在公务及个人公司职务之间划清界限，不可滥用自己的政治身份谋求私利。他在写给议员们的信上强调：“行动党议员和政府所具有的正直品格，以及以半个世纪的时间建立起来的信誉，是我们最宝贵的资产。如果我们失去它，将失去选民的尊敬和投资者的信心。到时，新加坡将会走下坡路。”2011年5月7日，人民行动党在国会选举中蝉联执政后，李显龙总理以人民行动党秘书长身份于26日对该党议员发出《行为准则》，要求他们言行举止要慎重，尽心尽力地为民服务，不能使行动党失信于民。他也把《行为准则》发给媒体发表，让民众都知道行动党政府对其议员的高度要求。《行为准则》的涵盖面很广，包括维护党及议员个人的信誉及正直性、划清政商界限、为选民服务的态度、接受公司董事职位的原则、参与国会辩论的原则、申报个人收入的规定以及接受赠礼的原则等。李显龙指出，廉洁正直的声誉是行动党最珍贵的资产之一，而行动党议员在社会上的地位，也反映出行动党整体的高水平，因此行动党议员必须坚定地维护这样的高标准，以划清政商关系，避免别人有机会指责他们滥用职权，尤其是利用接触部长的机会，以致影响他们自己和行动党的声誉。他提醒议员们，他们将会面对各种各样的人，有些人会处处为别人着想，愿意提供服务而不求回报，但也有一些人会利用同议员的关系为个人或公司谋求利益，或想利用同议员的关系沾光，甚至利用议员去影响政府部门和法定机构作出有利于他们的决定。因此，议员必须能够区分这两种人。由于行动党信誉良好，其议员常会受公司邀请出任董事。因此，他们必须防范自己被一些怀有不轨意图或爱攀关系者所利用，以期透过部长或议员去影响政府部门和法定机构作出对他们有利的决定。李显龙特别强调，议员不能代表本区选民以外的任何人对政府任何部门或法定机构进行游说，也不能代表朋友、客户、承包商、雇主等同公务员接触，让他们得到商业利益。为了保持光明正大，当他们同公务员联络时，应该利用书信而不是透过电话提出要求。为了使议员们能自我保护，李显龙规定全体行动党议员须在当年6月30日之前向他申报个人的生意及专业利益、目前的职业与月薪以及其他收入等。此外，议员们也必须向总理说明他们所担任的工作是否必须代表雇主或客户同政府部门或法定机构的官员接触。李显龙对议员们强调，他们必须分清自己的政治职务和个人的生意或专业利益，使自己的行为保持光明磊落，不能利用自己身为执政党议员的公共地位以及同部长的密切联系去为个人或雇主牟取商业利益。同时，他也强调行动党议员不应向任何公司争取董事职位，也不能出任由他们委任的基层组织领袖所拥有或担任主席的公司的董事；当接受邀请担任公司董事时，他们也必须分清两边的利益，如果不能确定出任个别公司董事将对个人身为议员和党的信誉或利益矛盾造成什么影响，宁可不接受。一旦决定接受，就必须立即通知党督并填具申报表格。当议员代表公司或行业协会公开发言时，也必须清楚表明不是以议员身份发言；在国会上提出与个人业务有关的问题时，他们也必须先声明个人的利益，不能利用个人的议员身份去为个人的生意游说政府。李显龙也提醒议员门在受邀为商家主持开业式之前，须征求党督的同意，以免遭人利用。他强调，这些行事准则对于在私人机构担任主管职务的议员来说尤其重要，因为他们不应该利用自己的议员身份去影响政府人员作出有利于本身公司的决定。总之，李显龙总理告诫行动党国会议员们：人民行动党能一再赢得大选，是因为选民相信行动党议员是廉洁的，而且行动党对人民的诉求和看法也是敏感的。议员必须维护行动党的高标准，不应过着可能对个人和党造成难堪的生活方式。如果任何议员表现怠慢或持傲慢及冷漠的态度，人民将对他失去信心，最终将影响到行动党和政府。新议员可向前辈学习，让自己能有谦逊、得体及具尊严的表现。2公共服务人员行为准则：贪污调查局颁布的行为准则，内容涵盖《部长行为准则》大部分的规定。《行为准则》注明部长可能碰到的“利益冲突”问题包括：（1）部长在执行权力或发挥影响时，可能使他自己所拥有的利益获得好处或被认为获得好处。（2）利用身为部长而获得的特殊消息，使自己的财物利益趋利避害。如果部长想利用他的影响支持一个他有私人利益的项目或计划，必须先向总理请准。总理必须认为这事关国家利益才会批准，他的批准也必须在新加坡政府宪报公布。部长不得利用因他的职务而获得的资讯让自己、家人或有关系着获益；部长不得利用预知的机密情报进行投机性的投资。（3）贪污调查局禁止利益冲突总则：针对全体公务员，新加坡政府界定贪污为：怀着贪污念头教唆、接受或同意接受、给予、承诺或提议给予任何报酬，作为劝诱或奖赏他人去做或不做任何事情。（4）《预防贪污法令》界定“酬谢”的范围包括：①金钱或任何礼物、贷款、费用、奖赏、佣金或其他任何性质的资产，动产或不动产；②任何公职、职业，或合约；③豁免、免除任何贷款、付款、义务或其他责任；④任何性质的其他服务、恩惠或好处；⑤上述第1—4项所列举的任何性质的提议、承诺。全体公务员以及国会议员都必须遵守这些标准。（5）礼物：公务员都不得接受跟他有公务来往者的任何礼物，无论是金钱或实物。如果有人赠送礼物，必须拒绝接受，除非这么做显得不得体（比如来访客人赠送纪念品）；公务员也不得接受可能使他欠下人情债的任何应酬。对部长的要求比公务员来的高。部长、配偶和同住受抚养的家属都不得接受任何人的任何礼物，以免造成利益冲突。部长和家属可以接受家人或私交的个人礼物 ；礼物必须跟他的部长职位无关，也不得被认为将会影响他执行任务（如月历牌、个人日记本子、日常小礼物等）。（6）旅行：公务员不得接受承包商以训练或检测准备供应的产品为借口的出国旅行。（7）政府的合约：贪污调查局禁止公务员接受或投资跟他们有公务来往的公司的股票；公务员也不得分包他们的工程。（8）部长与公务员的关系：部长不得利用他的影响力支持任何人受雇于新加坡公共服务，但他可以写支持求职候选人的介绍信。此外，部长也不得利用职权影响任何人在公共服务内的升迁，但若受要求，可以提供有关者的工作表现评估。（9）外部的利益：没获得有关当局批准，公务员不得担任任何有薪酬的兼职或从事商业活动。在跟公务有关的承包商进行业务来往时，公务员只准跟他们有限度的接触。贪污调查局规定公务员：①不得因工作超时而接受承包商的酬劳或补偿；②不得接受任何佣金或回扣；③不得在承包商的办事处或公共场所召开业务会议或跟承包商进行业务磋商（除非有足够的理由这么做）；④不得去承包商的家或办事处做客；⑤不得向承包商贷款；⑥在监督工程进展期间，不得接受承包商提议的工作职位；⑦不得接受承包商以个人支票付款或允许分期付款；⑧不得做任何损害政府利益的事，如引导承包商如何利用合约中的漏洞等。（10）部长不得兼顾职务外业务：从上任日起，原为专业事务所或其他业务合伙人的部长就不得领取酬劳或继续管理公司的事务。不过，部长可以采取必要的措施以确保专业事务所的注册证或专业证书不会因逾期而失效。无论部长身为顾问或涉及任何商业性活动，都不得接受任何付款,也不得担任任何公私公司有薪或无薪的董事，除非总理相信部长这么做是为了国家利益。部长可以担任任何慈善机构或任何为持有私人家庭资产而设立的公司的董事或其他职位；部长也可以担任为减轻个人税务或遗产规划而设立的公司的职位。只有在不造成职权或利益冲突的情况下，部长才获准担任这些职位。（11)拥有某些资产：全体公务员都必须每年申报在任何公司的资产和投资，包括配偶或受抚养的孩子们所拥有的。为了避免造成利益冲突，有关当局有权要求公务员脱售私人公司的股票。如果公务和私人利益发生冲突,或被认为会发生冲突，部长必须卖掉有关公司的财务利益。（12)审慎理财：议员应谨慎管理个人财务，不可在财务上过度支出或出现尴尬的财务状况，因为这不只会使个人蒙羞，也可能成为遭人施压或勒索的把柄。议员也不应假设自己可持续获取议员津贴，而承担过大的财务负担。尽管行动党议员预料会在数届国会中服务，但是他们也不应假设自己会自动获选参加未来的大选；即使获选参加大选，也不能假定自己就会自动当选。因此，政治工作是没有保障的。（13)取消资格的责任：贪污调查局规定，公务员必须申报他们在任何公司的商业利益，并且不准监督有关公司所涉及的任何工程。（14)申报的责任：①机密报告：在接受委任时，部长必须以秘密的方式向总统（通过总理）申报；跟担任部长无关的所有收入来源；所有的财务资产、房地产，在公司或专业事务所里的利益，以及任何其他可观的个人资产；所有的财务负债情况（如抵押和借贷）。②礼物申报：公务员若受赠礼物，他必须当场拒绝接受。如果赠礼者是到访贵宾，公务员可以接受，然后转交给部门主管。礼物估值后，如果公务员想拥有它,可以购买。部长也不得接受礼物,并须退还礼物。假如退还礼物会冒犯送礼者，那么部长须把礼物转交给部门的常任秘书，由他处置。如果部长想购买那个礼物，礼物必须先估值，然后部长以该价格购买。不过如果礼物价值低于50元，部长可以免费收下。如果常任秘书觉得那个礼物对政府有某种价值，那么礼物可以展示在部门的公共场所。在官方互访时交换的礼物也以同样的方式处理。如果部长或配偶或子女收到礼物，在估值后可以购买，或展示在部门的公共场所；如果部长要回礼，他可以公账报销。所有礼物,无论是公务员或国会议员收到的,全由新加坡会计总长估值。（五）不能容忍官员贪腐的社会舆论1让贪污者终身蒙受无法洗脱的羞耻感：1978年李光耀告诉国会：“阻遏贪污的最强有力的力量是检举和谴责贪污者的公众舆论。换言之，公众绝不能忍受贪污者的态度，让贪污者蒙受因坐牢而一生无法洗脱的羞耻感。”公众的举报是贪污调查局办案的重要资讯来源。律政部兼外交部部长尚穆根说：“隶属于总理公署的贪污调查局有高度的效率。通过情报，包括匿名举报、内部审查以及根据任何来自知情者、公众或媒体报道来进行调查，而这些调查并非是在网民在互联网或社交媒体上讨论后才展开的。部长以2012年《联合早报》独家报道国家公园局购买布朗登(Brompton）折叠脚踏车中，可能涉及职员徇私事件为例说明。他说，《联合早报》的报道刊登后，国家发展部长许文远就要求公园局针对此事展开调查，这一切都是在网上热议前就开始的。外交部礼宾司司长林清和涉嫌不当报销海外公干开支，也是当局在进行内部审查时发现的。前环境发展部政务部长黄循文、前国家发展部长郑章远与前贸易发展局局长杨胜德等都曾因举报与内部调查而被控失信 / 贪污并定罪。这就说明，任何失信行为一旦被发现，贪污调查局必定会展开调查，绝不掩盖，不论涉案者是谁。”2012年8月4日跟居民对话会上发言，强调新加坡的制度不容贪污犯逍遥法外。在新加坡，意图贪污贿赂一经举报就算犯了贪污贿赂罪嫌。根据新加坡法规，提供官职、职业机会，给予其他帮助、袒护和各种好处，等等，都属于贿赂范围。据反贪污法令，只要有收取贿金的意图，即使最终并没受到贿金，就已经构成犯罪行为。2009年，有一个马来西亚商人在新加坡触犯了交通规则被交警拦住。他告诉交警：“为什么要这么做？成为敌人？你应该放过我，我们可以成为朋友。下回你来马来西亚，我会照顾你，还有别的好处。”交警认为对方意图贿赂他，告诉他这是犯法的行为，把他控上法庭。初级法庭判他罚款1.5万元。他不服提出上诉，高庭法官指初庭法官误判,改判他坐牢六周,并警告被告：法庭绝不容忍企图贿赂警员的罪行。这样才能维护新加坡社会支柱之一的警察部队的诚信。贿赂的惩罚很重。任何人给予、接受或取得贿赂可被罚款高达 10 万元，或坐牢长达 5年，或两者兼施。此外，法庭可判犯人交出相当于贿款的罚金。任何人替他人接受或取得贿赂，就如本身犯了贿赂罪一样，将受同样的惩罚；替他人提出贿赂者也受同样的惩罚。2012年6月，新加坡肃毒局局长王文艺被控告以权力索取性服务，构成权色交易罪。主控检察官在法庭指出，当一个身居高位的公务员，从跟他部门有生意往来的人获得金钱或性利益时，该公务员就已被“假定”贪污了。举证的工作就落在他身上，他须证明自己的清白。即使被告自称没有帮对方的意图或能力，但这都不是辩护的理由，而控方只需证明被告有理由相信他所得到的好处，都是对方为了换取他的帮忙，就足够了。2高官度假花个人巨款引起质疑：2008年年底，环境及水源部常任秘书（最高级公务员）陈顺荣携眷赴巴黎著名烹饪学校度过五周的奢侈学习之旅后，在《海峡时报》撰文讲述学习烹饪的心得。因一家三人的学费高达4万元,即刻引起网民们的口诛笔伐，纷纷指责他追求享受高品质生活，并在不适当（全球经济不景气）时候炫耀自己的财富。官委国会议员萧锦鸿在国会批评陈顺荣的行为，指这名高官把“总花费高于新加坡2007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学习之旅的体验写成文章发表在报纸的行为是“具有无谓的挑衅含义，而缺乏敏感之举也令人感到不可思议。”公务员首长何学渊发表声明，指对国人所面对的挑战保持敏感，是公务员的职责所在，尤其在当前经济困难时期，更应如此。他说“常任秘书身为部门的领导者，更必须以身作则，体现他们的敏感度，这对政府有效制定与推行政策而言，至关重要。因此，陈（顺荣）先生发表（学习烹饪的）文章，显然是判断错误，尤其他身居领导位置，这么做更是不恰当。”何学渊在声明里说，这件事使他自己和同僚们“都深感难过”，“因为这违背了公共服务部门所奉行的价值观和与精神气质。如果漠视这起事件，将会削弱公众对公务员做好本分工作至关重要的信心与信任。这事件对公共服务是一个挫折”。他再度提醒所有公务员谨记新加坡公共服务的宗旨：“诚信、服务、卓越”，他们的首要任务是为国家为人民服务，并时时刻刻保持谦卑的态度对待人民。主管公共服务的国防部长（现任副总理兼主管公共服务部长）张志贤认为，公务员在度假时要做什么是个人的决定，但陈顺荣在当前经济不景气时公开讲述他的烹饪之旅，跟经济困难的形势很不协调，这说明他对民生问题欠缺敏感。他在国会回答萧锦鸿的批评时说，他对陈顺荣的行为感到失望，“他发表那篇文章，显示他欠缺敏感度，而且是个欠缺思考的错误判断。在眼前经济困难时期，对面临不明朗前景和陷入困境的国人表示同情，显得格外重要。在这个时候发表那篇文章，跟时局显得很不协调”。他透露，公务员首长已针对此事跟陈顺荣沟通，希望他能从中吸取教训，听取民众的反映。公务员首长也已向陈顺荣正式发出信函，将此事件记录在人事档案。2009年1月23日，公务员首长何学渊致函媒体，代表公共服务为陈顺荣的行为向公众表示道歉：“谨此向所有对常任秘书陈顺荣的文章表达看法者表示感谢。公共服务同意一些（致函媒体的）作者所表达的感受，即陈先生度假时要做什么事是他个人的决定。然而，公务员，尤其是高级领导，对所服务的新加坡人必须具有敏感度，并能够将心比心。……陈先生已经向我道歉，承认他发表那篇文章判断失当，是对国人的感受不够敏感。”这事件充分反映了新加坡政府与公共服务力求维护其廉洁信誉与为民负责的决心，也反映了新加坡社会不能容忍官员炫耀财富的风气；这些都有助于维持新加坡整体的廉洁。（六）更多人举报，2013年反贪局案件增三成2005年起，贪污调查局处理的案件逐年减少。2011年，它接到 757个举报，但仅138个有确凿的证据提控贪污犯，其中75%属于私人企业的案件。这反映了政府阻吓部长和高官贪污的政策行之有效。公众反对贪污意识逐渐提高，2013年贪污调查局展开调查的案件增加了约三成，有别过去四年逐年减少的趋势，但涉及公务员的贪污案则维持低水平，占总调查案件的约两成。根据贪污调查局与商业事务局于2013年7月27日发布对侦办的贪污及商业罪案调查的报告显示，贪污调查局从2008年至2011年调查的案件逐年减少，从2008年的239起微降至2009年的234起，2010年共206起，2011年更减少33％，共138起调查案件。但在公众意识提高下，举报人增加，2013年接受调查的案件虽增加三成，达到179起，但涨幅主要来自私人行业，涉及公务员的贪污案从2011年的31起微增4起，占总调查案件的比例则降低约3个百分点，从约225%减至196%，维持在低水平。调查显示，最终造成公务员被提控或受纪律处分的案件，近半数是由政府机构和公务员向贪污调查局和商业事务局举报的；30%由公务员直接向当局举报，另21%的案件来自匿名的消息。（七）高薪倡廉政策俗话说“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很多人民要求政治人物和公务员为国为民鞠躬尽瘁，不断改善人民的生活，却应接受简朴的生活方式，为人民服务嘛不应计较待遇多寡。这种远离实际的“民意”恐怕是多数国家政府官员和公务员贪污横行的主因之一。务实的李光耀认为，在市场经济的社会，不能要求有才干者为民服务而作太大牺牲。政府部长们再能干，仍须一批优秀的公务员辅佐和有效地执行他们制定的政策。否则，政府的整体表现将受人民质疑。向来务实决策的行动党政府觉得，在薪酬日益悬殊的市场经济里，优秀人才就业的首选是待遇优厚的私人企业界，这就大大限制了重视英才治国的政府物色人才管理公共事务的空间。于是，新加坡政府在严办贪官的同时，也制定了接近市场酬劳的薪酬配套，即至今仍有争论性的所谓“高薪倡廉”政策。其实，这个政策也跟政府注重的“精英治国”理念是一致的。最先提出要给部长和高级公务员接近市场薪酬是当时的总理李光耀。他认为“在这个年代，在这样（公私机构薪酬差距日益扩大）的情况下，要物色最佳人员为政府服务就得付给他们接近市场的薪酬。正当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迅速增长，私人企业的收入随着飞冲上天之际，期望优秀人才牺牲家庭的福利，加入公共服务去为他人创造财富，那是很不现实的事”。接受《联合早报》专访。《早报星期天》2008年4月13日。2000年6月30日，李光耀在国会辩论部长薪酬时举例说明：“深圳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快速发展，有一次我对深圳市党委书记解释:‘你必须为管理这样的一个制度感到满意：它使很多人致富，而你自己却不是富人。假如你能做到这点，这个制度就会成功。但是，如果你看到别人个个致富，而你自己也想成为富人，那么整个制度将崩溃。’这正是问题所在。……因为你手上拥有权力，你签名或不签名发给（经营）执照，决定了那个人是否能成为百万或千万富翁。那么，你会想，为何自己不也顺便成为富人；这一点也不难。”新加坡媒体2000年6月30日报道。高薪倡廉政策的主要目的是：（1）按照接近市场标准给予薪酬，预防 / 减低官员贪念，维持廉洁政治文化。（2）缩小经济快速增长，造成私人企业界薪酬飞快增加与公共服务官员的薪酬间的差距。（3）全球化使本地人才外流。（4）招募私人业界精英加入公共机构服务（包括从政、高级公职等）。（5）留住公共服务优秀人才。1原来的实施办法：务实施政的新加坡政府在制定防范性政策时，都直面人性和潜在问题的本质，设法对症下药。在防止贪污方面,它认为人性难免贪婪，易受诱惑而腐败，因此需要形成一个不能容忍贪污的政治制度（文化）和社会风气；尤其重要的是，领导须有肃贪的坚定政治决心（上正）、加上有效监督和严惩，使贪污者得不偿失，身败名裂。为了使反贪政策真正奏效，把贪污率降至最低，政府一手拿着大棒，另一手也必须拿着甜美的萝卜，减少官员受腐蚀的诱惑。1994年开始实施高薪酬时，政府规定内阁部长和高级公务员的薪酬的基准(Benchmark)是：6 个专业里 8 个最高年薪中位数的三分之二。这 6个专业是律师、会计师、银行家、跨国企业高管、本地制造业老板和工程师。算法是：按这 48 个高薪者的收入，取其中位数，乘以三分之二。政府认为不算另三分之一的薪酬，是“清楚表示身为部长所做出的牺牲”。第二任总理吴作栋（现任荣誉国务资政）进一步解释：“理想上说，我们应该根据当时（1994年）国会辩论时所定的方程式，即部长的薪酬定在市场价值的三分之二。但我觉得那大可不必。只要薪酬保留竞争力，部长们并不介意。”2006年11月8日在访问斯洛伐克途中回答记者询问提到这点。新加坡媒体报道。2务实但不受欢迎的政策：如上所述，高薪倡廉虽然高度务实，也很符合实际需要,但它却是一个极具争论性的政策，很多新加坡人不表认同，以致公开反对。反对者的主要理由包括：（1）部长与高级公务员应有为民服务与奉献精神，不应计较薪酬。（2）私人企业高管冒业务失败风险，职业没保障，薪酬随着业绩起落，部长与高级公务员则没这些风险。（3）公共服务计较薪酬，制造功利主义社会风气。（4）部长与高级公务员领高薪，未必能遏制贪污腐败行为。2007年4月21日，一名读者投函《海峡时报》言论版,指“政府与人民互利的契约越来越令人失望。人民觉得这么多年来薪水相对没变，而部长却继续领取数百万元的薪酬，无论市况好或坏”。翌年1月4日，另一名读者也投函该言论版说：“公共服务不能跟私人企业相提并论。公共服务需要不同的心态，应强调无私和为社会作贡献的精神，很难以金钱来衡量。过于强调薪酬奖励以吸引或留住人才，长远来说，反而对塑造正确态度有害，甚至会引来不适合公共服务的人。”另一方面，那些留在公共服务的优秀年轻官员则觉得他们应该获得与责任相称的薪酬。比如财政部社会项目处处长陈丽珊针对高级公务员的高薪广受批评的回答：“为社会献身（利他主义）的争论也是有限度的。当你看看身边的朋友们，他们是医生、律师、银行家，都赚得比自己多得很多，那么自己会想：难道我不如他们吗？”任职于卫生部工业发展及国际合作处处长林加贝利尔也说：“我的一些朋友在金融业任职，他们每年的花红多达两三年的薪水。他们问我：‘为什么你还留在公共服务？’可是，我知道，在我担任的工作上所协助制定的政策真正对一般老百姓有利时，那种感觉是特别的。这个满足感是金钱酬报所无法给予的。”Today,March 20,2008李显龙总理在国会针对这课题发言：“在过去几年里，国会辩论过部长的薪酬很多次了。这是一个很困难和很情绪化的课题，原因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首先，因为我们谈得是薪金，这一直是很敏感的话题。其次，在一般老百姓看来，我们所谈的是巨额的钱——数百万元。最后，我们谈的是民选的部长所领取的薪酬——他们是人民代议士、为民服务，薪酬是由人民缴纳的所得税付给的。难怪，人民群众对这个课题有强烈的意见。强烈的意见不但是有关什么是正确和不正确的薪酬，强烈的意见也涉及什么才是恰当和公平的薪酬，以及给予部长薪酬的理由是否合理和正当。”2012年1月18日，李显龙总理在国会针对新的部长薪酬制度发表演讲的语录。2007年，第二任总理吴作栋在越南访问时对记者解释：“其实，部长们本身不很在意自己拿多少薪金。政府坚持部长和高级公务员的薪金跟市场挂钩，主要目的是留住人才，同时吸引有潜能的新一代部长人选。……高级公务员当然要有为社会服务的精神，但为社会服务精神和调高高级公务员薪金不能混为一谈。”《联合早报》2007年12月16日。换言之，政府认为薪酬应与责任相称，才能维持高效的公共服务。以军官为例，“他们身负重任……确保他们是所能物色的最佳人选，然后给他们跟责任相称的酬劳，让他们尽忠职守”。2007年3月10日李显龙总理在跟居民对话会上，一名居民问只要削减军官的人数，就可以节省许多开销。李总理的回答是政府看待职责与薪酬的一贯立场。有些人指责政府的高薪政策引起私人企业跟着调升高级职员的薪酬，但总理公署公共服务署指出：“公共服务并不想引导私人企业的薪酬，但却有必要跟它不相上下。否则我们将无法招募和留住优秀的公务员。”Today,March 14,20072007年4月9日，负责公共服务的副总理张志贤在国会宣布部长与高级公务员加薪时说：“金钱上的报酬不可以，也不应该是吸引人们加入公共服务的主要动力。我们不希望人们为了薪金而加入，但是也不希望薪金成为他们不加入或是离开的理由。虽然很少国家像新加坡这样把公务员的薪金和市价挂钩，但是这个制度对我们却是行之有效的。具有竞争性的薪金使我们能够吸引和留住能干的人才继续在政府或公共部门服务。我们必须保持廉洁、有效、能干的公共服务这个竞争优势。我们也需要一批能干的人才为国家提出愿景、进行构思及策划，并加以落实。”《联合早报》2007年4月10日。他承认，单凭高薪并不能解决官员与公务员贪污受贿的问题：“单单给予高薪酬并不能铲除贪污。国家必须有整套的制度预防贪污，还需有不能容忍贪污的整个社会风气。可是，假如你不给予合理的薪酬，你就无法建立这样的制度和形成这样的社会风气。这个（高薪）政策是为了确保我们将来能维持一个高素质的政府为人民服务：在10—15年后，新加坡人民是否有足以信赖的新总理和新的内阁？那将是最终的考验。”《海峡时报》2007年4月13日1994年10月31日，第二任总理吴作栋在国会促请议员们批准提高部长薪酬的议案时说：如果新加坡继续繁荣，那么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给领导团队2200万元的薪酬是“微不足道”的，这款额“远不如人民必须为一个不称职又贪腐的政府所须付出的代价”。新加坡政府的廉政成为许多国家研究和借鉴的对象。菲律宾一名高级肃贪官员问新加坡律政部长尚穆根：她的国家每年被贪官偷走20%的预算款额，但国家没有能力支付“天文数字”的薪水给高官作为肃贪反腐的手段，该怎么办？尚穆根回答：“只要你看看国家为官员贪腐而付出的真正代价，就明白给高官的所谓‘天文数字’并非问题所在。真正问题是政治——为官者在玩装清高游戏。装清高游戏的戏法是：‘你们都知道啦，我们是为人们服务而牺牲。我们为人们争取最大的利益，自己每月只领100美元薪水，可是我的银行户头里却有200万美元存款。’这不全是装清高吗？大家都知道这全是在装清高的游戏。那么这样的游戏要玩多久？ 新加坡政府办事向来公开透明。如果官员获得合理薪酬，那么就没有贪污的借口了。”在新加坡举行的区域官员出席的有关治理与肃贪会议上回答提问。《联合早报》2009年9月30日。2009年7月6日，李光耀接受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访问。以下是他跟访员有关新加坡高薪倡廉的一段对话：李光耀：“有一次有人问我有关新加坡高官享有世界上最优厚的薪酬。我回答说，你应该看看一些国家部长、高官们的妻子。那些领取最低薪酬的部长们的妻子无不穿金戴玉，珠光宝气，住在豪华的别墅里。”访员：“你是说他们都贪污？”李：“我可没这么说。”访员：“不过，那是较婉转的说法。”李：“但那是事实。因此，新加坡人须自行判断：你要过低薪酬的部长，结果出现像英国国会议员那种欺诈公款的现象？（你也知道，这些议员们在郊外和伦敦市区的房子的装修费用全交由纳税人埋单），还是给部长们适当的薪酬，然后告诉他们，就这些了，你要自己打理你的生活，国家不再给你任何其他的优惠待遇。那是你的薪水，自己出钱买车，一切花费自己出。至于工作上的应酬费，政府有个专设的开支账户。你的秘书审核你的账单，审计部再核对后让你报销。所有过程都很透明、很公开，公众也都知道。所以，尽管新加坡人有时会抱怨（部长和高级公务员薪酬高），但他们知道部长们没欺诈纳税人的钱。”3政治代价：部长和高官的高薪酬一开始就是个争论性很大的政策，质疑与反对声音从不间断，很多人不认为应该以优厚酬劳作为吸引治国人才的“诱饵”。每一次大选，部长薪金必成为反对党人抨击行动党政府的情绪化话题。他们批评部长每年几百万元的薪金过高，与一般国人的收入有天壤之别。2011年5月7日的全国大选结果，行动党赢得历来最低的得票率，它选后检讨认为选民对部长的高薪政策不满是原因之一。比如，执政党前高级政务次长陈志成问：部长的薪水怎么可以是世界最高的？“这次大选，行动党其实并没输，而是赢。输掉六席，仿佛敲响警钟，提醒党要做彻底检讨。否则，日后可能失去更多议席。新加坡国家这么小，部长的薪水怎么会是世界最高的？这怎么让人心服？部长的薪水不应跟企业家挂钩，因为企业家会因生意不好而破产。部长高薪已经使他们脱离了基层群众，不晓得民间疾苦。”2011年5月全国大选时，执政党的得票率降至历年最低，执政党几名前国会议员发表感想。《早报星期天》2011年6月12日。政府知道选民的不满情绪。李显龙总理在接受美国媒体访问时说：“在大选时部长的薪酬成为一个问题。需要给部长良好的薪酬，或者说给他们适当的薪酬的理由是众所周知的,因为他们的薪酬必须跟他们的责任相称，须跟政府所要物色的人才的素质相称。部长的工作极其重要，只要他做一个错误的决定，损失将是数以亿元计的。如果不称职者担任部长，后果将是灾难性的。任何加入政府的人，都不得不考虑财务因素，不单是为了自己，也得考虑他的妻子和儿女。可是，当你谈的薪酬是100万元或200万元，对那些月入数千元的老百姓来说，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数字。虽然他们知道部长领高薪的理由，脑子里却无法接受。”2012年2月初在美国接受 CNNs“Fareed Zakaria GPS”访问时回答提问。4宰“圣牛”息民怨：因此，在新任政府的就职典礼上，李显龙总理在演讲中坦陈，他了解选民对部长薪金制存有真切的疑虑，因此宣布委任一个委员会，宰“圣牛”息民怨，针对制定政治职位薪金的依据和薪金水平进行全面检讨。他透露，政府需要进行检讨的一个重要项目是政治职位薪金：“我们一直都需要有献身精神和有才干的部长。从政不是一份工作或是职业的提升，而是响应号召为广大的新加坡人谋福祉的事业。但是，部长也须获得合理的薪酬，以确保新加坡长期都有诚实能干的领导层。”《早报星期天》2011年5月22日。薪酬检讨委员会以全新的方法建议部长薪酬的基准（即取收入最高 1000 名新加坡公民年薪的中位数，再扣除 40%）,是为了反映“政府希望吸引的人才的素质，以及给予挺身从政者具竞争的薪酬。”委员会没以外国领导人的薪酬为根据，因为“他国的国情都不相同,给予薪酬的原则也不同”。采纳外国的薪酬制度无法让委员会“遵循付给具竞争的薪酬和净工资”的原则。担任政治职位者也领取国会议员的津贴:因为他们有双重任务——身为国会议员，他们得照顾选区内选民的需要，并且在国会为选民提出他们关心的问题。这是英国式国会制度共同的做法。执政党一名国会议员批评以千名最高收入的新加坡人的年薪为基准，是奉行“精英主义”（Elitism)政策。薪金委员会的检讨报告建议大幅度削减总统、总理和部长的薪酬：总统年薪从316.75万元减为154万元，总理年薪从307.22万元减为220万元，所有部长的年薪都大幅度削减。千名最高薪者半数年薪至少130万元《今日报》于2012年1月6日对100名新加坡人进行调查，问他们是否同意初级部长110万元的年薪。结果发现他们觉得调整后的部长薪酬还是过高。问他们什么才是可接受的年薪？20万元或以下（3人反映）；20万零1元至50万元（32人反映）；50万零1元至80万元（21人反映）；不确定（16人反映）。另一方面,政府如今忧虑的是今后能否物色到顶尖人才治国，希望新的薪酬制不成为人才从政的绊脚石。李显龙总理说：“这是理想主义与务实主义的对峙。关键是如何平衡这两种观点。这不仅关乎部长究竟应该领多少薪酬，而是新加坡的前途。新加坡需要有能力，能承担压力以及带领人民走出危机的杰出领袖；否则新加坡将从‘小红点’变成‘小污点’。”李显龙总理在国会辩论新的部长薪酬。2012年1月18日新加坡媒体报道。为部长高薪酬辩护了近20年的建国总理李光耀也于次日发表声明：不能要求有才干者为民服务而作太大牺牲。他在发给媒体的声明中说：“除非新加坡不断引进高素质的男女来出任总理和部长，新加坡这个小红点将变成一个小污点。”他强调，要物色能干、具奉献精神又有诚信的男女，使他们愿意在壮年时接受选举过程的洗礼，就不能给予担任政治职位者不合理的薪金报酬，而一味辩说他们唯一的奖励是对维护公众群体的利益作出贡献。每个家庭都要为孩子提供最好的生活条件、要送孩子们上好的大学。我们是务实的，支付具竞争力的薪金以确保不断有高素质的人愿意当国会议员，然后出任部长。他们拿自己的事业为赌注，经历不确定和无法预知的选举过程。他认为，总理和部长身居要职，如果犯下严重的错误，就会对国家造成无法估量和永久的损害。与此同时，担任政治职位者所制定的宏观经济政策，将影响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2010年，新加坡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3000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则是 5.9万元。“我们是务实的，不要求有才干的人为公众群体的利益作出太大的牺牲。我们不能闪避部长薪金配套应具竞争力的课题，导致新加坡沦为第三世界的另一个平庸的国家。”新加坡媒体报道，2012年1月19日。5李光耀对部长减薪的后果表示忧虑:李光耀在2013年8月初出版的《李光耀观天下》新书里针对部长减薪发表看法：“很遗憾地，部长减薪已使我们越来越难吸引最能干者从政。如果调整部长薪金时我还是内阁部长，我会坚持不减薪。世界上确实没有其他国家像我们这样给部长高薪，但也确实没有其他的岛屿，能像新加坡这么发达——干净、安全、零贪污，犯罪率低。警察不会接受贿赂，尝试贿赂警察的人也会受到惩罚。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这是需要高薪部长才能设计出来的社会环境。”“每一次减薪，部长（搁下银行工作等专业）的牺牲就更大。到了一个时候，有些人会说，‘我不介意做半届，两年半，就当作是国民服役吧。’结果是一个旋转门的政府，它对重要课题缺乏深度了解，也缺乏从高瞻远瞩思考问题的动力。”（八）新加坡也无法彻底肃清贪污尽管新加坡政府坚持不懈、雷厉风行地严办贪腐分子，公共机关和企业界仍不时揭发贪腐贿赂案件；所幸的是，涉案者都不是政府部长或核心的顶层高级公务员。李光耀坦然承认：“新加坡政府持续被总部设在德国柏林的国际透明度机构列为亚洲最透明的政府。总部设在中国香港的政治及经济风险咨询机构也证实了这一点。不过，别相信新加坡完全没有贪污。贪污调查局所作的常年报告，都会呈报每年有多少起贪污调查或企图贪污事件，又有多少人受调查和提控。幸好都没有担任较高层政治职位者和高级公务员涉案。”李光耀，2005年5月2日。他说：“我不能说新加坡是零贪污的，但即使是任何小贪污者都将被逮捕和惩罚……我们的法律规定，假如你拥有一项房地产，但无法以你的收入来解释，法律就认定那是贪污的赃物。比如说，你月入 1 万元，可是银行户头里却有2000万元存款，除非你有证据证明那是你自己的合法收入，否则，法律就假定那是你贪污的款项。这样一来，针对贪官和贪污者的起诉就容易得多了。这样的法律使国家廉洁。”2010年9月28日，李光耀在新加坡举行的俄罗斯—新加坡商务论坛上回答提问。最近，新加坡先后发生了数起引起社会高度关注的高级公务员贪污案件。1民防部队原总监向三女性索取性贿赂林新邦(52岁）共面对10项贪污控状，指他从2010年5月到2011年11月，向三家资讯科技供应商的女高层索取性贿赂，来换取他给予承包商的商业利益。他已被撤职。2013年6月13日，法庭判他坐牢6个月。法官在宣判时说：“被告的罪行已造成无形的损害，包括让公共服务蒙羞、民防部队名誉受损，以及调查过程所耗费的时间和金钱损失。被告是民防部队的最高官员，位高权重。除了在采购过程中被赋予极大权力，他也是高级公务员，理当树立好榜样、行为无可指摘。可是，他非但没有秉持托付予他的信任，其贪污行为也玷污了自己的高职位，这是我完全无法接受的。”他指出，以公众角度来看，公务员尤其是高职位的公务员一旦有任何不法行为，他所任职部门的地位就会被降低，整体上也会使政府的名声受损。一旦公务员行差踏错，人们对公共服务的信心就受到影响，这是无法忽视的事实。2肃毒局原局长索取性贿赂黄文艺(46岁)被控四项贪污罪，指他在2011年向是销售公司女经理徐女士(36岁）索取性贿赂，换取给她的公司承包合约。他也已被撤职。主控官陈建伟副首席检察官指出，当一个身居高位的公务员，从跟他部门有生意往来的人获得金钱或性利益时，该公务员就已被“假定”贪污了。一般贪污案是由控方举证被告有罪，但涉嫌逼徐女士就范的黄文艺是公务员，其行为被“假定”有贪污的意图时，举证的工作就落在他自己身上，他须证明自己的清白。即使被告自称没有帮对方的意图或能力，但这都不是辩护的理由，而控方只需证明被告有理由相信他所得到的好处，都是对方为了换取他的帮忙，就足够了。主控官也说：“即使被告没有‘实质影响’政府的采购批准过程，但只要被告有获得任何好处，就已构成犯罪行为。”主控官认为：“这样的行为不仅玷污政府采购过程的信誉，而且若把这种行为姑息为‘外遇’，那就是在‘外遇’的神台上，牺牲掉政府一直以来对贪污的零容忍度。”他指出，黄文艺担任肃毒局局长期间，接受徐女士性贿赂时，确实知道以下情况:一，肃毒局刚采购或有意采购徐女士经销的科技产品；二，知道徐女士有意把产品卖给肃毒局；三，其中一次，是在肃毒局采购徐女士产品当天，徐女士在性贿赂前向他建议另一款产品。此案件在冗长的审判过程中，由于女证人口供前后不一致，甚至自相矛盾，结果法庭判黄文艺无罪释放。2012年9月16日，李光耀为新加坡贪污调查局成立60周年撰写的献词中提起这数起权色交易的案件时感慨地说：“最新的几个案子是新形式的贪污,即以性换取利益。人类足智多谋的本事真是无止境！”3反贪局助理司长被控挪用百多万元公款新加坡贪污调查局一名任职15年的助理司长，涉嫌在四年里挪用176万余元公款，并把24.1万多元拿去滨海湾金沙赌场赌博，结果在2013年7月24日被控上法庭。39岁的被告杨少雄案发时主管行动支援组，专为该局的运作及调查工作提供支援服务，曾在2010年获颁国庆表扬奖章，目前已被停职。他是贪污调查局至今被控的最高级官员，如果失信罪成可被判终身监禁或坐牢长达20年，或罚款。由于他是贪污调查局官员，而他的行为可能涉及刑事罪，因此当局将事件交由商业事务局独立调查，以确保调查工作公正和完整。贪污调查局发表声明指出，贪污调查局官员和其他公务员一样，每年必须申报财务负债，以确保他们没财务问题。以本案来说，杨少雄可能避开了申报程序。贪污调查局局长陈宗宪在声明中说：“在我掌管期间流失公款，我深感抱歉。身为局里最高级的官员，对于一名高级官员四年来的所作所为不被发现，我责无旁贷，愿为一切疏漏和不足之处承担责任。贪污调查局将从中汲取教训，加强保障措施及改善程序，以预防类似事件发生。”公务员首长王文辉在一封致全体公务员的信函中指出，贪污调查局的使命是维护国家制度的诚信，最近这起失信案涉及该单位人员，尤其令人担忧。他也指出，好几起涉及公务员的案件备受关注，自然导致人们质疑公共服务的诚信，公共服务署将从事件中学习，着手改善出现问题的程序。公共服务署将检讨是否应制定更严格的条例，限制公务员进入赌场，特别是针对工作范围涉及潜在利益冲突的公务员，以及因陷入财务窘境而可能无法抗拒诱惑的高危群。贪污调查局附属总理公署，主管公共服务的副总理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及内政部长张志贤在总理公署的声明中说：“总理公署认真看待这起案件，尤其涉案官员所属机构，它的使命是维护体制的诚信。整体分析显示，过去五年来，牵涉公务员的案件数量稳定地维持在低水平，这是需要不断努力和保持警惕才能达到的。许多案件是由公众或公务员本身举报，这反映了我国和公共服务存在拒绝贪污的坚定文化。”他指出：“公共机构和公共服务人员必须遵守最高的诚信和操守标准，而在公共服务中建立确保诚信的机制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旦有人犯错，我们必须采取强而有力的执法行动，并加强管制程序上的疏漏，最重要的是，这些单位和人员须秉持良好价值观。”针对杨少雄涉嫌失信的案子，张志贤表示，这起案件“尤其严重”，因为它涉及一名贪污调查局高级官员，而该局的使命正是维护体制诚信。当局下来将采取强硬措施，以加强管制部门的内部程序。他说：“总理公署正在调查这起事件是否涉及任何管理疏失，如有，总理公署将对相关人员采取行动。”总理已委任一个独立审查小组研究事件如何发生，以及加强贪污调查局的财务程序及审计系统，避免类似事件再发生。4外交部礼宾司司长被控欺骗公款8万多元高级公务员被控欺骗公款的最新案例是：外交部原礼宾司司长林清和（60岁）于2013年10月10日被指虚报海外公干开销，前后四年多索取了8.8997万元公款,被控欺骗。他涉嫌虚报买酒和黄梨挞的数量等，向外交部多索取款项。黄梨挞和酒是海外公干时用的。他前后在公共部门服务了38年，曾在2009年获得公共服务星章。案发后被暂停职务。礼宾司司长是外交部负责外交礼仪职务的最高级官员，负责统筹部长或总统出国访问事宜，并负责办理领袖出访时的外交特权和豁免权手续。此外，他也为国际和区域会议的筹备，提供礼仪方面的建议，也负责国事访问仪式及活动安排。在四年期间，他60次虚报海外开支，数额介于280元到6480元，总额8.8997万元。他面对的欺骗控状，刑罚是坐牢长达10年，或另加罚款。（九）违法乱纪公务员半数是前线人员2013年年初，总理公署要求贪污调查局与商业事务局特别对2008年至2012年的贪污及商业罪案进行分析。这是2013年7月26日发表的调查报告：贪污调查局与商业事务局对所侦办的贪污及商业罪案展开调查后发现，过去五年里被提告或接受纪律处分的涉案公务员当中，约一半是较常与民众接触的前线执法人员，其中大多数是职衔较低的初级官员。调查显示，贪污案件多与金钱有关，在所有涉及交换报酬或好处的案件中，65％涉案人员获得金钱回报，而以礼物为交换条件的人占12％，获性方面好处的则有6％。公共服务署正在检讨公务员守则，包括考虑制定更严格的条例，以限制公务员进入赌场，避免他们因赌博而陷入财务困境。近几年，数名担任高职的公务员涉及贪污、失信、权色交易、嫖妓事件被依法送办，引发人们对公共服务水平日渐下降的顾虑。有鉴于此，总理公署2013年年初要求时任内政部副秘书戴伟雄领导一支由贪污调查局与商业事务局人员组成的调查小组，特别对2008年至2012年侦办的贪污及商业罪案进行分析。这项调查内容原本不公开，但最近在贪污调查局一名助理司长因涉嫌失信公款至少170万元被控上法庭后，主管公共服务的副总理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及内政部长张志贤透过总理公署声明透露部分调查数据，总理公署也要求调查小组发布详细调查结果。调查小组也透露涉及贪污或商业罪案公务员的背景：接受处分或被提告的公务员大多数是男性（92％）。在学历方面，48%涉案者的学历是“O”（中学四年级）水准或以下，其他有29％有“A”（高级中学）水准或专业文凭，23％拥有大学学历或以上。另外，约一半涉案者（51％）是执法人员，如内政团队、建屋发展局、国家环境局、人力部与市区重建局的前线工作人员。从事专业或行政工作与从事技术或支援工作的涉案者则分别占20％和29％。在防止贪污法令下接受调查的公务员当中，约一半（53％）为获得好处放走或从宽对待罪犯，而21％的涉案者则在不经授权的情况下提供服务或资料。另有15％的人因在雇佣或提供工作机会方面，为获好处给予他人不公平对待。为杜绝欺诈与贪污行为，公共服务部门内目前设有专门的举报机制。根据调查，在公务员被提告或接受纪律处分的案件中，有49％的案件由公共机构或公务员举报，三成案件由公众举报，匿名投诉者则有21％。（十）公务员进赌场须呈报总理公署公共服务署说，目前没明文规定所有公务员都不能进入本地的两家赌场。一般上说，公务员在下班后可以去赌场，但他们不得在执勤时，或在工作地点赌博。不过，为了避免潜在的利益冲突，一些政府部门早已实行赌场管制，如警察部队和中央肃毒局。贪污调查局目前已着手准备推行类似的措施，对调查局人员进入赌场进行管制。作为管制单位的赌场管制局人员早在2008年设立时，即赌场开幕前已严禁管制局人员进入本地两个赌场。他们只能在执行公务时，才能进入赌场。警察部队也在2009年4月规定涉及赌场执法或调查事务的警员，除非是执行公务，否则不能进入赌场，例如隶属刑事侦查局的赌场罪案调查组警员。此外，由于金沙和圣淘沙名胜世界分别由中央警署和金文泰警署所管辖，因此这两个警署的警员都不允许进入赌场。至于其他警员，自2012年6月开始，一旦进入赌场，七天之内就得向有关部门申报。中央肃毒局人员则从2013年1月开始，也必须在七天内申报。财务若有问题须立即申报，根据公共服务署的文告，公务员必须自我约束来维持诚信和公众的信任，包括不应该让自己陷入财务问题如脱离不了穷籍、背负无担保债务、负债超过三个月薪水，或被法庭判决有未偿还债务。公务员每年必须申报财务状况，说明是否负债，一旦出现财务问题，他们必须立即申报。警察部队从2011年4月开始，通过新加坡信贷资料中心检查所有警员的财务状况。这是为了要找出那些可能因信用卡或无抵押透支（Unsecured overdraft），向银行或财务机构超额借贷的警员，从中协助他们。公共服务署从2012年开始全面检讨公务员的行为准则，包括收集各部门对人员进赌场的管制方式、探讨加强对所有公务员进入赌场的限制，也考虑仿效警察部队，通过新加坡信贷资料中心检查职务涉及利益冲突的公务员的财务状况。公共服务署决定，2013年10月1日起，公务员只要光顾本地两家赌场的次数每个月超过四次，或购买赌场年票，都应在七天内向所属部门呈报，避免他们因财务出问题而在诱惑下做出不当行为。（十一）公务员首长：须继续捍卫民众对公共服务的信心公务员首长王文辉特别致函提醒所有公务员，指刚发布的贪污及商业罪案调查报告虽显示整体公务员制度仍维持健全，但公务员不应为此感到自满，而是必须继续捍卫民众对公共服务的信心，在发现有人贪污时向有关当局举报。他在信中向全体13.6万名公务员指出，在一连串涉及公务员的罪案被揭发后，一些公务员近几个月向他表达担忧与顾虑，质疑公共服务是否出现制度问题。他也提醒公务员，在反贪方面，应秉持“一宗案件也嫌多”的理念。他说：“对于大多数天天老老实实工作的公务员来说，每一宗贪污案都会给你们所付出的努力蒙上阴影。这是相当不公平的，因为据我所知，大多数公务员每时每刻都维持严格的职业操守。”他强调，公共服务取信于民至关重要，过去几十年来，公务员为与人民建立互信关系，且维持高度廉洁的制度，付出相当大的努力。他指出，所有公务员因此须继续捍卫民众对公共服务的这份信心，时刻以最高的专业及诚信为标准，对贪污采取“零容忍的态度”。“花了多年建立起的信心分秒中就能击溃，若要修复更需长时间弥补。身为这份信心的守护者，我们必须保持谨慎，建立反贪污及反罪案的坚定文化。在发现有人贪污时，我们不应包庇，而是应举报。”他也说，任何公务员在发现身边同事因家境因素而经济情况不稳定时，也应向对方伸出援手，避免这名同事因一时糊涂而向诱惑屈服，陷入窘境。他也强调，在反贪方面，领导应以身作则。他指出，若是领导犯错，公共服务的信誉与诚信将受到更大的影响，最近几起高官因贪污或失信被控的案件显示，政府将不遗余力维护公共服务的诚信，即使涉嫌贪污的公务员是高官，也必将采取行动，确保犯案者绳之以法。在同个时期，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郑尊行接受女学生性贿赂换取好成绩被控六项受贿罪，被判坐牢5个月。初级法庭首席地方法官陈祥泰下判时说，被告身为资深教育工作者，占女学生便宜，违背信任。在审判过程中，被告毫无悔意，装疯卖傻，并对查案人员做出毫无根据的指责等，这些都是加重刑罚的因素，必须受严惩。法官形容他是双面人，表里不一，指他不诚实。他被定罪那天，大学将他解聘。（十二）健全机制足以遏制贪污最近数起高级公务员涉及贪污的案件，引起公众广泛的关注。有些人担心新加坡的廉政和廉洁社会风气会逐渐变质。但是，政府相信只要维护机制健全，贪腐现象是可以控制的。外交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说，政府不能保证贪污完全不发生，但良好的机制能减少贪污事件。他认为“没有一个社会能确保零贪污，条例与制度也不能完全铲除失信与劣行，但新加坡有效的机制使它在全世界上保持低贪污率。任何涉及贪污行为的人必定会被彻底调查，不论他的身份和地位，而罪成者必受到严厉的惩罚”。他坦言，最近有人质疑新加坡作为一个廉洁的国家，为何会出现多起涉及公务员的权色交易贪污案件？高薪原意是要防止贪污，那为何还会发生这类案件？ 他的回答是：经不起诱惑而失信的事件自古以来一直存在着，“这是人性，新加坡人也不例外。与任何社会一样，新加坡也会出现贪污的行为，不论过去或现在，没有一个社会是一尘不染的”。2012年8月4日在与居民对话会上发言摘要。但政府一再强调，以零容忍(Zero tolerance)的法律对付任何的贪腐行为。2012年9月18日在贪污调查局成立60周年的仪式上，李显龙总理重申政府“绝不姑息贪污行径”：“任何犯法的人都会被逮捕和惩罚，不管涉案人员的级别多高，或这将对政府造成多大的耻辱，我们都不会允许任何掩饰。”总理说“行动党政府决意建立诚实的公共服务，为人民服务，不能以牺牲公众利益满足一己之私。我们相信任人唯贤，让自己通过本身的努力和能力取得成功，而不是通过其财富、地位或不当手段”。他列举新加坡成功肃贪的四大元素。除了强有力的政治领导层外，还要制定严格的法律、让政治与金钱脱钩，以及给予公务员合理报酬。防止贪污法令涵盖广泛范畴，包括公共和私人领域；既适用于行贿者和受贿者，也适用于所有“中间人”。一个人若被发现资产超出正式收入，就必须说明如何取得其财富。此外，他说贪污调查局是独立的，局长由总统委任，直接向总理报告，如果总理不允许局长进行任何调查，局长可以要求总统批准。至于政治与金钱脱钩，在许多发展中甚至是发达国家，政治离不开贪污和买票，许多候选人在选举过程花巨额经费，也依赖赞助，而赞助者往往为了“买保险”而同时捐钱给不同候选人。选举过后，候选人以及他们的赞助者也就会希望取得当选的回报。“相反，新加坡坚决避开金钱政治，例如通过法律规定候选人可用于竞选的金额顶限。这么一来，当选领导人就无需受制于任何人。”李光耀也在庆祝贪污调查局成立60周年时发表声明说，当贪污情况在东亚和南亚近乎泛滥时，新加坡政府从1959年执政起就决定不同流合污。政府加强了肃贪的法律，授予贪污调查局人员盘问和搜取文件更大的权力。如果一个人所拥有的资产超出其正式收入，将假设他贪污。他得说明超出其收入资产的来源。他重申,新加坡成功保持廉洁的关键，在于强烈的政治决心、警觉，以及贪污调查局持之以恒地跟进每个举报和不当行为的线索。“经过这些年，我国已经建立起一个有效的反腐框架。领导人的清廉必须是无可置疑的。领导层必须秉持和部长及下属同样高标准的诚信，因为我们不容忍贪腐行径。”（十三）部长与高级公务员的关系当新加坡还是英国殖民地时，公务员维持传统的“超然”地位，即无论哪个政党上台执政，他们都为它服务。可是，身为第一线的公务员往往是人民评价政府的直觉依据。如果公务员对人民无礼或怠慢，人民就会怪政府，破坏政府的形象，影响下回的选情。因此，1959年李光耀总理为政治研究中心主持开课仪式时告诉公务员：“你们和我在这个民主国家存亡与共。身为民选部长，我们必须跟你们一同努力，并通过你们，把我们所制定的计划和政策变成现实。你们必须为人民竭诚服务。假如我们不尽心尽力为民服务，一旦人民丧失信心——不仅对你们公务员，也对我们的民主领导层，更包括你我共同维护的民主体制，那时我们只能咎由自取。”但新加坡的高级公务员也并非唯唯诺诺之辈，原公务员首长何明杰告诉《海峡时报》：“我们不同意部长们的许多政策。有时候，部长接受我们的观点；有时候，我们接受他的观点。有时候，我们只能保留各自的立场。可是，一旦（政治领导）决定了，尽管我们（公务员）不赞成，我们的职责是支持该决定。如果你强烈反对，你当然可以辞职。但我们不能为了每件事而辞职。所以，在表示反对前，我们必须慎重考虑反对的理由。如果最终事实证明那是错误的（政治）决定，我们也得设法加以弥补。”《海峡时报》2008年5月17日。其实，高级公务员也是国家机构的重要管理者和执行者，政府政策的成败决定于他们是否思考周到和执行得当，因此他们享受那么高的薪酬。那么他们理该勇于提出诤言，让部长做出更加明智的决策,这对国家和社会都有利。三多种族和谐社会“我国所推行的、与众不同的多元种族与任人唯贤的政策，让每个国民都拥有公平的发展机会，也获得公平的对待，形成维系社会团结的重要基础。”—李显龙总理，2006年新加坡原是英国一个殖民地，居住着来此谋生的世界各地移民。早期的移民绝大多数为侨民身份，把新加坡当作寄居地，年纪大了就落叶归根，终老故乡。当时各族群各籍贯者聚居某一地区，形成守望相助的聚落式社区。比如华族移民按籍贯居住在同一邻里，至今仍有牛车水（广东人）、潮州街、海南街、福建街；印度族则有“小印度”区；马来族传统的聚居地包括甘榜格南、芽龙士乃；等等。那是一个各管各的时代，不时为了宗教、种族或其他原因而发生流血冲突、对抗，社会和谐只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1959年行动党执政开始就把建设和谐社会提上当务之急的政治议程，采取多管齐下、软硬兼施的政策、措施促进人民在这里形成一个包容性的多种族多宗教和睦共处的社会。（一）曾遭歧视与挤压的惨痛经验鉴于新加坡先天的脆弱性和当时难以单独发展的现实，1963年李光耀总理率领新加坡人民通过全民投票表决加入当时的马来亚，成为新组成的马来西亚联邦的一个自治州，开拓生存与发展的空间。李光耀极力主张建立一个“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A Malaysian Malaysia)，即中央与各州政府都一视同仁地对待国内各种（民）族，大家都应享有公平的公民身份，但这却跟以马来族掌权的中央政府的“马来人为主的马来西亚”(A Malaydominant Malaysia)国策相抵触，于是双方摩擦不断，明争暗斗激烈，中央政府与新加坡州政府之间的关系越来越难以维持下去。结果,新加坡于1965年8月被逐出联邦，9日宣告独立，成立新加坡共和国。李光耀感慨地说：“一些国家的独立是与生俱来的。一些国家的独立是争取得来的。新加坡的则是硬生生地被推上独立道路的。”1965年8月9日，李光耀通过电视宣布新马分家、新加坡独立的消息时的语录。这段被歧视、被糟蹋的惨痛经历，以及眼见马来西亚国内各民族对立的局面，加强了新加坡政府维护多种族多宗教和谐社会的政治决心。时至今日，以马来西亚这个国家安身立命的华族仍被一些马来族权贵视为“寄居者”，不容他们“挑战”马来族的特权。2013年5月5日全国大选时，很多华族选民因政府的不公平对待而投了反对票，恼怒的马来西亚内政部长竟然公开要那些不赞成该国政策者（主要针对华族）移居他国，引起轩然大波。针对马来西亚不公平的种族政策，李光耀曾于2006年在一个国际会议上公开指马来西亚与印尼都对它们国内的华人耿耿于怀。他说华人勤奋工作，事业有成，结果却被（当地政府）有系统地边缘化，连教育也不例外。为配合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在新加坡举行年会，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举办首届莱佛士论坛。李光耀内阁资政在回答有关新加坡与邻国的关系时说，以华人为主的新加坡必须坚定地面对较大的邻国马来西亚与印尼。《联合早报》2006年9月16日。在回答有关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明显差别的询问时，李光耀说：“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差别是，这里是新加坡人的新加坡，而那里却是马来人的马来西亚……我们被（马来西亚）踢出来后，就成立了‘新加坡人的新加坡’。我们不是一个华人的新加坡。”虽然马来西亚首相纳吉也提出“一个马来西亚”（One Malaysia）的概念，但李光耀认为那只是意味着所有的人都住在一个叫马来西亚的地方，而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马来西亚人都有相同的权利。“马来西亚政府增加或削减马来人特权的权力是不容侵犯的。尽管如此，‘一个马来西亚’的概念还是令当地一些马来人无法苟同（按：因为他们反对让非马来族享有较公平的政治和社会权益）。”2010年5月2日出席在新加坡举行的泛太平洋律师协会会议上回答提问。种族歧视现象也发生在美国。美国华裔组织百人会于2009年进行的一个调查显示，美国民众对中国日益强大的担忧（按：主要受反华政客言论和媒体偏颇报道影响），已影响到他们对亚裔美国人忠诚度的看法。有将近一半的受访者认为，亚裔对其祖国会比对美国还要忠心。领导调查的学者吴华扬说，对中国经济迅速增长最感忧虑的美国人，也是对亚裔忠诚度最感关注的一群。他说：“美国民众越来越能够接受亚裔也拥有参与民主的平等权利，并且和白人或黑人没有不同。……不过，同时也有相当大部分的美国人强烈认为，亚裔不完全是‘真正’的美国人。”《联合早报》2009年4月23日。看来鼓吹民主自由平等观念的美国，白人对有色民族的歧视还是根深蒂固的。比如，2008年，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设法说服爱德华·肯尼迪参议员支持他的妻子希拉里竞选总统的努力落空，因为他告诉肯尼迪参议员：在几年前，（民主党另一候选人，黑人）奥巴马顶多只能为他俩捧咖啡的侍者。引自 TIME周刊的Mark Halperin与 New York Journal的John Heilemann合著的Game Change,2010。那么奥巴马为何还是当选,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黑人总统呢？（其实,奥巴马是美国白人母亲与非洲父亲的混血儿,因此很多美国人说他是黑皮肤的白人）。奥巴马的得票率是52%，其对手共和党候选人麦肯获得46%，但仔细观察族群的投票倾向，可见种族观念很明显：只有43%的白人支持奥巴马，可是拉丁族和亚裔的支持率分别是60%和65%，黑人的支持率更高达95%。因此，投票的结果跟种族因素有关。奥巴马曾经公开表示，他知道很多美国人不喜欢他这个黑人总统。有些极端的种族主义白人纸媒和电视新闻工作者甚至把他描绘成白宫里的一只黑猩猩，大肆嘲弄揶揄和羞辱他。（美国式的言论与新闻自由发挥得淋漓尽致！）（二）华族占人口绝大多数，但新加坡不是华人国新加坡向来就是世界各地移民的聚居地,如今的新加坡人大多数是各地移民的后代。20世纪60年代独立建国前，李光耀曾说：“在新加坡，我们尝试解决的问题是其他一些比我们强大的国家所不必面对的。我们必须将肤色和文化都有别的多个族群融合成一个民族。”1961年6月2日。在殖民地时代和行动党政府执政初期（20世纪50—60年代中期），新加坡社会经常发生种族矛盾引起的动乱——包括政治的、宗教的、语文的。李光耀律师未执政之前就为解决种种社会矛盾与冲突而奔走调解，深知动乱严重破坏了社会稳定和各族人民的团结，更免谈经济建设了。他亲眼目睹过去这些动乱造成的严重后果，执政后以坚定的政治决心加以预防和对付。某些政策被认为近乎高压（如语文政策、组屋居民的种族比例、对付异议者和反对党的手段，等等）。根据最新的人口统计，新加坡的总人口为531万人，居民382万人，非居民149万人。在居民人口中，华族占742%,马来族占133%，印度族占92%,其他种族占33%。新加坡华人之多，曾被指为本区域的“第三个中国”，“中国政府海外第五纵队”，“中国政府海外统战前哨站”，“东南亚的古巴”，“东南亚的以色列”和“中国人的城市”。1966年，李光耀总理告诉华族：“很多人以为，只要你的民族是华人，总有一天你会成为中国的代理人或者颠覆分子。要消除这种普遍的想法是非常不容易的。就以印尼的对抗政策来说吧，据说印尼的领袖怀疑新加坡领袖的立场，认为新加坡政府是中国人的政府。”1966年2月20日李光耀提醒新加坡华人留意邻国对以华人居多的新加坡的戒心。建国初期，副总理拉惹勒南曾提醒人民：新加坡人民有责任以事实证明，以华人占绝大多数的新加坡，并不是由华人统治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其他种族的语言、文化和权利都将在所谓华人的海洋里被吞没的话是无稽之谈。李光耀总理也在1997年说：新加坡是个多种族的国家，如果太强调华人的利益，其他四分之一的族群——马来人、印度人和其他族群，就会感觉不舒服，所以必须公平对待。那么，如果政府的政策向华族倾斜，必定会引起少数种族的抗拒而造成社会动乱。为了新加坡的生存与发展，政府不得不施行对各种族都公平的政策。1965年独立时，李光耀总理说：“如果你要在南洋建立一个华人至上的社会，那是必定失败的，新加坡一定被邻国孤立起来。……当邻国人民没出路的时候，必定会联合另一个较强大的邻国来对付我们，这绝不是不可能的事。”《新加坡之路——李光耀政论集》，新加坡国际出版公司1967年版，第186页。因此，“我们所制定的政策，就是为了确保我们跟邻国在东南亚地方和睦共处，但有权在自己的家园当家作主。任何活动，任何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大前提为准绳”。1965年12月14日《南洋商报》报道李光耀谈新加坡政府的决策大前提。这个政策可谓新加坡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关键的公共政策，李显龙总理说：“我国所推行的、与众不同的多元种族与任人唯贤的政策，让每个国民都拥有公平的发展机会，也获得公平的对待，形成维系社会团结的重要基础”。《联合早报》2006年12月30日。鉴于马来区域容不下一个“小中国”的地缘政治敏感性，李光耀在1997年表示,即便将来中国富强了，华文成了国际语文，新加坡也仍将保留英文作为工作语文，因为新加坡是东南亚国家，不能被邻国指为中国在海外的基地。为了向区域国家表明新加坡是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新加坡是在东南亚所有国家都跟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后，才于1990年跟中国建交。（三）建立多种族多宗教和谐社会建立一个各民族互相包容的社会是1954年人民行动党建党宣言中的一条：“我们……通过全民力争上游，创造一个充满活力、公平与平等的社会，使每个公民不分种族、语言和宗教，享受美满的生活。”1982年11月15日党干部大会修订的《人民行动党章程》第二条(C)重申：“创立一个新加坡人的国家；建设一个公正、公平、宽容的多元种族社会，不分种族、语言、宗教；向国民灌输国家认同感，在献身爱国精神下团结一致。”1965年8月9日，李光耀在电视上宣布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独立时强调：“新加坡要建立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我们将建立个榜样。这不是个马来国，这不是个华人国，也不是个印度国。每个人都有他的地位，平等、语言、文化、宗教……让我们成为真正的新加坡人，不论种族、语言、文化、宗教，团结一致。”这里必须指出的是，新加坡政府保障各种族平等权利，并非表示人人均分社会资源，或者人人都获得同样的酬劳，而是指在受教育、住屋、医疗、福利，等等，人人机会均等。1设集选区保障少数种族政治权益：新加坡的华族人口超过74％，在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下，一个政党只要争取华族选民的支持，就能取得政权。但国会里若全是华族议员显然对其他民族不公平，更别谈建设多种族包容的和谐社会了。为了防止华族垄断新加坡政治的局面，执政的行动党修改选区制度。全国87个选区分为单选区和“集选区”两类。前者由各政党各派一名候选人竞争，后者则是把某些选区合成一个大选区，由多名候选人以一个团队竞选。在每 4人、5人或 6人一团队的候选人中，必须有马来族或印度族或欧亚裔候选人，一旦中选，各种族都有代表在国会殿堂参与政策的辩论与制定；少数种族的政治权益因此获得保障。在集选区制度下，有才华的非华族新加坡人获选后担任部长的人数比例很高。本届政府的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及人力部长尚达曼、外交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和总理公署部长兼内政部第二部长兼贸工部第二部长易华仁都是印度族；通信及新闻部长雅国博士是马来族；环境及水源部长维文医生是华印混血后裔；2012年因婚外情而引辞的国会议长（行动党国会议员）则是欧亚裔。还有多名印度族和马来族的高级政务部长和政务部长，高级政务次长和政务次长。至于非政治任命的高级公务员，如大法官、常任秘书（部门的最高级公务员）、检察官、警官，等等，非华族所占的比例也很高。前五任共和国总统皆由非华族担任。在工商界，非华族的老板就更多了。2颁布法令营造和谐社会氛围：政府“软硬兼施”营造和谐社会。它颁布如《内部安全法令》，《煽动法令》，《诽谤法令》，等等，对付严重的案件。它也制定《宗教和谐法令》以确保各宗教互相尊重，不得扬己抑彼；成立“少数种族总统理事会”以确保任何法令不会对少数种族不利；提出《新加坡21世纪》愿景以宣导全民团结，共建和谐家园的愿景；促成“宗教和谐组织”,由九大宗教团体领导组成，促进彼此间互相了解，共同维护新加坡的宗教和谐。在民间，政府于2001年成立“族群互信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