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历史书，作者用恢宏的视角、敏锐的观察、无数市民和访客的话语，揭示了伦敦如何在从远古到现代的历史洪流中淬炼成形。书是按严格的学术规范写作的，却能够潇洒自如，趣味十足。作者把伦敦这个“人物”的方方面面都写到了：它的前世、今生、成长、变形；它的河流、街道、天空、教堂……几乎无所不包。但更重要的是伦敦人，那些在历史的尘埃中突然被唤醒的无数小人物，在这本书中都栩栩如生，默默地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

　　移民给伦敦带来繁荣

　　伦敦一直都是座移民城市。它曾被称作“众国之城”，艾迪生也曾在十八世纪中期评论道：“当我考虑这座城市的若干社区或者分区时，我把它看作一个由各个国家组成的聚合体，这些国家因各自的习惯、风俗和兴趣而相互区别。”同样的评论也可以适用于过去两百五十年来的任何时期。彼得·莱恩博在《绞死的伦敦》中这样评价十八世纪的伦敦，“这儿是全世界各种体验的中心”，有被排斥者、难民、旅行者和商人在这里寻找“庇护所、信息源，以及生死相搏的竞技场”。是这座城市本身召来了他们，就好像只有去经历这座城市，他们的生命才能有意义一样。它的人口被比作十八世纪的“众国”饮料，由各种烈性酒瓶底的残留物组成；但是这并没有完全展现出来到这座城市的各个移民人群的能量和进取心。他们并非渣滓或者残余；事实上，伦敦的活力和进取心似乎经常入侵他们，除去一两个例外，这些各种各样的群体兴起并且繁荣起来。这是一个持续的、永无止境的故事。常常有这样的评论，在其他城市里，一个外国人要被接纳，必须要等很多年过去之后；在伦敦，只需要几个月即可。诚然，你也只有把自己当作一个伦敦人，才会在伦敦感到快乐。这就是成功同化的秘密。

　　一个个新的世代，带着他们的歌曲和习俗，至少早在罗马定居时期就到来了，那时伦敦被开放为一个欧洲市场。在这座城市工作的居民可能来自高卢、希腊、德意志、意大利、北非，这是一个多语言社区，所有人都说着各种粗糙或通俗的拉丁语。到七世纪，伦敦崛起为一个重要的港口和市场，当地人以及移民人口则更彻底地混杂在一起。还有一种更普遍的变化：已经再也不能区分大不列颠人和撒克逊人了。而九世纪北方人入侵之后，丹麦人也进入到了这座城市的混合种族之中。到十世纪，威尔士布立吞人和比利其人、高卢军团的残余、东撒克逊人和莫西亚人、丹麦人、挪威人和瑞典人、法兰克人、朱特人和盎格鲁人移居到这座城市，他们混杂在一起，并且持续相互混杂，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伦敦人”部落。一篇叫作《埃塞雷德四世文献》的文本提到，那些在诺曼人定居前“经过了”伦敦的人，“来自佛兰德、蓬蒂约、诺曼底和法兰西岛”，以及“皇帝之从属：德意志人”。

　　事实上，伦敦一直都是一座饥饿的城市；很多个世纪以来，它都需要持久的外国移民流入，以弥补其高死亡率。他们也有利于商业，因为移民特定地与伦敦商贸的迫切性联系在一起。外国商人在这里混杂并通婚，因为它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市场之一。在另一个层面上，当故乡拒绝承认商贸自由时，移民便来到这里继续他们的买卖。而且，还有其他来到这座城市的移民，已经准备好可以接受任何类型的雇佣，完成那些“伦敦本地人”不愿意做的事情。在任何情况下，移民都对应着雇佣和盈利；那就是为什么把伦敦理想化地描述为“开放城市”有点太过感性和虚伪。它实则默认了移民的浪潮，因为本质上，正是他们帮助它繁荣起来。

　　在十五世纪五十年代，伦敦曾怀疑过它的移民，那时意大利商人和银行家因放高利贷而被谴责。但没过太久，这段纠葛也结束了，只留下一些流言，作为伦敦人对商业上的两面三刀特别敏感的证明。1517年发生了“邪恶五月”暴动，外来人的商店和房屋被一群学徒攻击；但暴动被同样迅速地平息，没有给外国群体留下任何持久的影响。很多个世纪以来，这已经成为了这座城市的习惯；尽管有因煽动和金融恐慌引发的暴力行为，这座城市的移民群体总体上得以安居乐业，并同邻居们进行交易和教区工作，采用英语作为母语，互相通婚并且把孩子作为伦敦人养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