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张莉的文学对话录《牙齿是检验真理的第二标准》以18万字的篇幅，较为完整地呈现了“创作与批评”的最新表达。

　　实话实说，拿到这本书时，我有过担心，担心会是一场倾斜的对话、不公平的对话。与毕飞宇相比，张莉稍显年轻一些，我担心她在对话进程中拘谨、不好意思，不能完全放开手脚。我一直认为，文学对话，双方不管年龄大小、成就怎样，一定要是平等的，不能有任何前辈、后辈的观念，必须“针尖对麦芒”，要勇于提出问题，勇于批评，这才符合对话的宗旨，否则谈何“对话”？就像《歌德谈话录》的作者爱克曼那样，尽管也和歌德“来言去语”，但他面对歌德时，总是呈现一种仰视、尊崇的状态，比如1823年爱克曼在耶拿见到歌德时，用了如下的语言：“我很幸运又和他晤谈了一个钟头，对我简直是无价之宝”、“使我终生受益不尽”，还有更加热烈的语言，比如“因为我极钦佩歌德说的每句话都是真理，只能始终表示赞同”、“听了歌德的话，我感到长了几年的智慧”，以这样的姿态面对对话者，不能算作对话，所以爱克曼只能“辑录”。但《牙齿是检验真理的第二标准》是一部真正的对话录，毕飞宇、张莉完全抛开了世俗之见，没有长幼之分，没有任何顾虑，对方在自己眼里就是一个平等的对话者，而不是倾听者。所以许多“冒犯庸常的感受和经验”的智慧的对话，在《牙齿》中喷涌而出，绽放出来迷人的礼花。

　　比如在对话开始，毕飞宇说到自己的早期作品时，张莉立刻毫不犹豫地说：“除了《是谁在深夜说话》《叙事》和《雨天的棉花糖》之外，你的一些早期的小说，有点让人读不下去。”而即使“读得下去的”《有谁在深夜说话》，张莉也要“鸡蛋挑骨头”，也要找出问题，“那个小说也是好的，但人物上呢，我总觉得没有切肤感”。面对批评，毕飞宇也在认真思考。在这样坦诚的对话氛围中，两人彼此敞开心扉，对创作、对批评、对阅读……进行了诚实的对话。

　　比如说到“挑战创作难度”问题时，毕飞宇从创作角度说，“好作家必须承担难度写作”；张莉则从批评家角度说，“如果没有对难度的渴望，艺术创作就没有了吸引力，对读者没有任何挑战性的东西，索然无味。难度是力量，也是创造性的一种体现。”

　　再比如，说到“小说语言及物”这个问题时，毕飞宇说，“小说语言有两面性，有实的一面，也有空的一面，无论我的语言多么及物，我也希望我的语言是面包，不是面疙瘩，它必须是暄的”；张莉对此认为，“很多年轻作家写实，写得很细，但读完后很气馁，只知‘及物’，不知其余”。

　　还比如，谈到鲁迅的文章，毕飞宇这个酷爱健身的人，这样表述：“把别人打倒了我们并不佩服，我们最佩服的是那样的人，被别人打倒了，别人压在你身上，然后，你翻过身来了，这是最牛的。鲁迅的文章就是这样，觉得别人说得挺好的，能压住你，可是，只要鲁迅把话题接过来，随后他就翻身了。鲁迅文章有一个特点，腰腹的力量特别大，它总能翻身”。显然这是作家角度的阐释，明显有着感性的成分。有着批评家的理性的张莉显然不会有作家这样的“夸张表述”，她说：“鲁迅的文章，我个人觉得，完全没有他同时代作家那种‘乔张作致’的文艺腔，他的白话文一上来就特别成熟，切中、直接、简练，非常漂亮。一出手，就是成熟的，就是范文”。

　　同一个作家在作家和批评家的嘴里有了不同的表达，但又都准确、到位。阅读这样的对话，肯定会拥有特别的收获：当他们观点不同的时候，你能够得到两种见解；当他们观点相同时，同样能得到两种启发——感性的和理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