阵痛，最大的痛苦不是痛的一次性全面吞噬，而是在于疼痛的一轮轮蓄势与绽放。张翎的《阵痛》借三代女性的生育经历，撩拨的是匍匐在大时代中如草芥般生命的生存之痛和精神之痛。

　　我们已经阅读了太多的女性故事了，女性的独立、坚强、隐忍、奉献是常态化的叙事论题。如何在常规母题中写出人物特色，并让读者留下印象，是作家创作功力的显现。优秀小说依赖好的故事或者好的人物，上官吟春、小桃、宋武生，是属于张翎的文学创造。她们是从张翎思索过的每一个文字中跳将出来的，属于新移民文学，更是属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精彩的艺术奉献。

　　上官吟春的故事是《阵痛》中最复杂也是最饱满的。吟春经历了两次阵痛：一次是独自在山洞里诞下小桃，一次是在自家“老虎灶”协助小桃生下武生。巧合的是，两次身体“阵痛”之后，她都同时经历着精神“阵痛”，即生的喜悦与死的悲痛：小桃的生与陶之性的死、武生的生与仇阿宝的死。带女迁居异地，改名“勤奋嫂”后，她历经被抛弃、被误解、被批斗、被爱，她对亲情、对爱情、对人情怀有更为扎实的感悟与悲悯。吟春与勤奋，两个名字，两种身份，稳定的心灵内核是普通底层女性对苦难的勇敢面对和坦然接受。在自己的墓碑上，她坚持还原本名“上官吟春”，她不想留给后人的是一个政治符号——“勤奋”，是一个时代印记——“开老虎灶”的女人，她渴望回归“吟春”——在家乡藻溪边洗衣裳的18岁女孩。

　　从《望月》开始，两性关系是张翎在塑造以女性形象为主体的小说中探讨和解决的问题。在《阵痛》里，男性总体上具有“孱弱”的共性特征。“人斗不过命的时候，就只能认命”，但张翎本是为女性留下的注脚却更像是男性苟活的动因。陶之性自以为无生育能力，又憎恨“来历不清”的女儿，空怀抱负却又屈从母亲安排的三次婚姻，他一生都在卑微地、谨慎地活着。谷医生在困境中企图自杀，屡次躲避“勤奋嫂”给予的爱情，蜷缩在朱家岭。黄文灿为国家离开爱人小桃，又因为顾虑妻女感受，不敢与女儿武生相认。刘邑昌永远自觉地向武生索取，而对武生的困境漠不关心；杜克将感情倾注于“养狗”，以此忘却青少年时期装扮女孩的不堪经历。相比较女性，这些男性犹疑、胆怯，具有文艺范儿，甚至体弱多病。这与《望月》《交错的彼岸》《余震》等女性主体小说在男性形象的塑造上具一定的连贯性。《阵痛》中，“父”仍是不在场的，都是由女性独自迎接新生命的降临。在子辈成长过程中，“父爱”是缺席的，母亲身兼父职。

　　有一个例外。“仇阿宝”是《阵痛》里十分抢眼的男性形象。与知识分子阶层的大先生、谷医生相比，他不会是“勤奋嫂”心仪的对象，从某种程度上说，他只是个政治投机分子。但是，他原始的、粗粝的爱情反而感动人心。因为这种情感是直接的、不加掩饰的、无怨无悔的。仇阿宝这类人物，是张翎小说中很少出现的，正如她在创作手记中提到他“离我的认识经验很遥远”。读者能理解，他与作品的女主人公不会产生爱情交集，可小说的味道往往体现在人物可以挣脱作者的笔力控制而释放出自己的人格魅力，读者被简单感染、被真实打动，由此激发出对奇迹的期盼，换句话说，产生了阅读和探究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