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最早的翻译可追溯至两千年前的佛经翻译，翻译定义大概基于佛经翻译的“夫翻译者，谓翻梵天之语转成汉地之言。音虽似别，义则大同”（宋代法云语）。《辞海》、《汉语大辞典》等的相关定义，“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基本保留了上述重义轻形/音的定义。翻译“重义”无懈可击。问题是，当今社会需要翻译的语篇种类万千，因交际需要的不同，对语篇内各语句的意义保值要求并不一致。有时重义，有时重形/音，有时重视个体风格或修辞效果，所需的翻译也许既非“且文且质”的译法，也未必是“信达雅”的译法。

　　翻译实质上是跨文化交际

　　翻译不仅是语言之间的转化，更是跨文化交际。唐代人贾公彦的“翻译”定义值得赞许，即“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形式乃至意义变化均旨在使对方了解和理解原文言者的意思。

　　翻译实质上是跨文化交流。交流媒介和手段多种多样，不能仅仅思考文本内语句和语词“怎么译”等形而下的具体问题。在重新定义“翻译”时，应考虑以下问题：翻译有多重目的、多重形式；译出不同于译入；强弱文化语言互译的特征有异；翻译的非文本信息也有意义。人类已进入翻译职业化时代。

　　以翻译目的而论，译者若不知自己和委托人的翻译目的就贸然动笔动口显然是“语用翻译失误”。形式上，翻译有口译和笔译，笔译又可细分为“全译、节译、摘译、编译、译述”等等；口译则分为“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且还可根据工作空间、活动场合和主题、译语流向、源语到译语的直接性等再加以分类。此外，除了正常的“听译”，偶尔还有“视译”，以及为聋哑人服务的“手语口译”。不同的笔译和口译对意义的要求不尽相同。关于“译出、译入”问题，中国古代的翻译是佛经译入，五四运动前后是西方的哲学、文学、科技作品的译入，现今仍以西文译入为主，以尝试性的、小规模译出为辅。假如译入时要求再现西文的思想和意思的精确性，那么译出时，外国人是否苛求汉语原文思想的无删节的确切再现？无论译入还是译出，以及由谁译，由谁出版，都涉及语用翻译问题，并直接影响译者对相关翻译事件、翻译任务、翻译性质、翻译内容、翻译方法等的抉择。一般说来，中国人对译入文本的内容要求较高，却忽视其应有的文体、文学、修辞价值。中国作品的译出则不同，外国人更关注中国式的文化和再现该文化的文笔特色。此外，翻译的信息除了信息内容（语句的命题内容等），还有大量的非文本信息，如文化信息、思想信息、艺术信息等，都不可丧失。人类翻译史经历了三个阶段：宗教典籍翻译阶段、文学翻译阶段、实用文献翻译阶段（即翻译的职业化时代）。前两个阶段的翻译是少数翻译家和翻译匠在进行；现在则不同，大量的接受了或未接受任何翻译培训或教育的人员在进行各种翻译活动，还包括不同行业和媒体上的实用文献、虚拟文本的处理以及机辅翻译（翻译软件、语料库）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