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采用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媒介寻租问题进行考察。中国和俄罗斯过去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其传媒都经历市场化转型，但二者的媒介寻租的制度根源不同：前者源于“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双轨制的政策漏洞，后者则源于金融寡头和政府在政治斗争中以经济手段操纵媒体。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权力精英的衍续性，导致无论是中国式的国家控制下的“增量改革”，或是俄罗斯式的不完全民主政体下的激进自由化改革，都未能有效地建立媒介寻租的监督机制并实现传媒的公共性。

　　【作者简介】陈卫星，男，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副院长、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北京　100024；徐桂权，男，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博士生，北京　100024

　　【关 键 词】中国 俄罗斯 媒介寻租 历史制度主义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和俄罗斯两国的市场转型模式孰优孰劣，一直是个学术热点话题，并且至今依然没有定论。然而，两国共同面临一个症结性的社会现象：腐败。在这当中，媒体的腐败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通常，在民主法治国家，媒体发挥着社会环境监测的功能，言论自由的程度大体与腐败程度呈负相关关系；可是，在法治不健全的国家，媒体本身成为腐败的利益链条上的一环，那么，反腐败无疑更加困难重重，其缘由和出路何在呢？

　　比较研究的一个目的是深刻地认识社会变迁的因果关系，其策略是“找出一个诸多社会中(令人信服的)共存的简单问题，然后寻求分析不同社会中的人如何处理这个相同的问题”。①本文试图以中俄两国三十年(1980年代至2000年代)的媒介制度变迁为经纬，对其媒介寻租问题的形成路径、特征差异和可能出路进行分析，从而为媒体腐败的制度解决方案提供参考的思路。

　　概念阐释：媒介寻租与路径依赖

　　目前，中国传播学者对俄罗斯媒介转型的研究仍以现象描述为主，理论阐释较为薄弱；对于俄媒体腐败的研究也较为粗浅。相比而言，主流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对俄罗斯政治经济转型的讨论则要深入得多，其关于俄罗斯利益集团及寻租问题的研究已经蔚为大观。而国际传播学界对于俄罗斯媒介转型的研究，长期以来受“媒介的四种理论”的影响，容易受限于“苏联共产主义理论”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理论”的分析思路。进入21世纪以来，各国的研究者们逐渐试图探索“去西方化”的多种阐释路径，包括比较政治经济学的思路。②

　　本文采取的是比较政治经济研究中的一种新制度主义的理论视角。新制度主义(包括理性选择的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是当今西方社会科学的一股重要思潮。按照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的观点，“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或者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一些人为设计的、型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从而，制度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领域里交换的激励。制度变迁决定了人类历史中的社会演化方式，因而是理解历史变迁的关键”。③新制度经济学强调的制度结构包括正式制度(即成文的法律、政策等)和非正式制度(指各种风俗习惯和心照不宣的惯例)。

　　从理性选择的新制度主义来看，腐败实际上是公职人员和行贿者在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自利动机驱使下经过成本和收益的计算后所做的理性选择，而制度通过影响个人对成本和收益的计算而约束个人的选择。④“寻租型腐败”尤其凭藉隐蔽的非正式制度、利用公权力来谋取“租金”，其“成本”较低、“风险”较少，因而更为普遍。

　　现代经济学的公共选择理论认为，租金是指由于缺乏供给弹性的差价收入。但是，这种供给弹性不是某种生产要素自然性质或产权关系所产生的，而是由于政府干预和行政管制抑制了竞争，扩大了供求差额，从而形成了差价收入。所谓“寻租”(rent seeking)，戈登·图洛克给出的经典定义是“利用资源通过政治过程获得特权从而构成对他人利益的损害大于租金获得者收益的行为”。⑤“寻租”的概念不仅为解释腐败提供了一种科学化的思路，并且包含了一种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如果政府活动极大地超出了保护性的国家所限定的范围，并且在政府干预市场调整的过程中，租金耗散的趋势受到阻碍，那么，租金(超过资源所有者的机会成本的报酬)就会存在，寻租活动就不可避免。正如布坎南所言：“寻租活动是与政府在经济中的活动范围大小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是与公共部门的相对规模直接相关的。”⑥

　　传播研究者将“寻租”的概念应用到媒介领域，是由于现代媒体作为一种具有巨大社会影响力的公共舆论机构，特别是在某些转型国家中，媒介机构与政府权力有着混沌不清的联系，因此媒体也可能运用自身的影响力作为一种筹码来谋取不正当的利益，即通过“制造‘注意力’，导致媒体寻租的机会”。⑦例如，为谋取特殊好处而发布偏向某一社会集团利益的言论，发布虚假信息或者软性广告信息，收受贿赂或进行信息讹诈而放弃媒体的公共监督职能，等等。

　　在新制度主义的脉络中，本文更侧重历史制度主义的思路，这种观点倾向于在广泛的意义上界定制度与个人行为的关系，强调在制度的运行过程中的权力的非对称性，在制度分析中强调产生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和意外后果的整合性。⑧历史制度主义是“制度的”，它吸取了理性选择论的一些观点，认为制度结构设定了政治及政策的游戏规则，这些规则给政治行动者提供不同的权力资源与利益等诱因，以形塑行动者的偏好与目标，并作出不同的决策选择。历史制度主义同时是“历史的”，它强调过去对现在的影响，即前一阶段的政策选择往往会决定和影响着后一阶段的政策方案。历史制度主义在致力于发掘重大政治事件以及对人类产生相当影响的政治进程如国家与社会革命、国家建设、民主化等问题时，不仅要找出那些共时性的结构因果关系，而且还要从事件变迁的历时性模式中发掘出因果关系。⑨

　　“路径依赖”并非一个必然的线性过程。在一些关键时刻，制度的均衡状态可能被打破，经过制度创新主体的博弈后形成一个新的均衡，但这个均衡不是终点，当其受扰动被打破后又开始新的演化，这就是一个“断续平衡”的过程。在转型国家中，社会行动主体的地位不平等，必然导致在既定制度约束条件下的资源争夺和权力转换。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政治转轨过程中的制度设计正具有这种断续的不确定性，我们需具体考察哪些因素制约着其充满矛盾和冲突的过程，行动者又如何在其间实现权力的平衡。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