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就在行政型传播研究陷入困境之际，传播研究的批判学派却异军突起，不仅开创了传播研究的另一条路径，也对人文学科的多个研究领域(如大众文化研究、艺术研究等)产生了深远影响。三、余论：现代性危机与传播研究的未来由此可见，芝加哥学派、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文化研究和传播政治经济学之所以分别在不同时期吸引了主流社会学的目光，一个重要原因正是，他们分别从自己的时代出发，对现代性进程提出了反思，或从正面建构、或从反面批判。虽然这个建议不一定可行，但是从这点出发，我们或许可以进一步探索传播的未尽之意，重新考量现代性视野中的“传播与信仰”“传播与政治”“传播与文化”“传播与道德”“传播与价值”“传播与终极关怀”等关系，恢复传播研究应有的人文精神和反思精神。
关键词：传播;研究;传媒;学派;文化;批判;大众;媒介;秩序;芝加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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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自1959年贝尔森(Bernard Beleson)在《民意季刊》(Public Opinion)上撰文宣称“传播学的枯萎”以来，迄今为止传播学依然无法摆脱理论建构的现实困境。由于“传播学是在具体的文化、政治和经济环境中研究人和制度的学问，也是在变化的条件下研究人和制度的学问”，所以有必要回到现代性的发生、发展和变化进程中，重新思考传播、传播研究与现代性的关系。我们要做的是把现代传播研究放回到它原本属于的地方，即“一系列有关现代社会出现、发展、结构特征以及未来变迁的学科之中”，重新对“什么是传播”、“传播研究的边界”做出新的思考。
关 键 词：
现代性 传播学 传播研究 理论建构
作者简介：
董军，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广播电视学博士，中国历史(媒介史方向)博士后，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主要从事跨文化传播、新媒体发展史研究。
相关信息：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7批特别资助项目、第54批面上资助一等资助项目“从中国威胁到中国梦——当代中国的他者镜像与自我想象”(2013M540378)的阶段性成果。
1959年，就在美国大众传播学蓬勃发展之际，贝尔森(Bernatd Beleson)却在《民意季刊》(Public Opinion)上撰文宣称了“传播学的枯萎”。他认为，传播学四大奠基者虽然从不同路径拓展了传播研究领域，但是大众传播学迄今为止并没有形成一个“大的思想”(great idea)来整合这个领域。[1]因此在他看来，传播学研究虽然表面繁荣，但是由于未能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理论体系，终将会走向消亡。贝尔森的预言虽有过激之嫌，但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传播研究的内部担忧和现实困境。二十多年后，施拉姆也无奈哀叹，直到20世纪80年代，“传播学仍旧没有发展出一个系统的中心理论，让传播研究者可以围绕这个中心来思考、来组织、来建立一门成熟完备的学问”。[2](P15)
他们的哀叹，道出了困扰传播学界已久的不安——学术身份的模糊。然而，传播学界的内部担忧，显然远远不限与此。1983年和1993年，美国的《传播学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分别以“领域的骚动”(Ferment in the Field)和“领域的未来”(The Future of the Field：Between Fragmentation and Collesion)为题，展开了两场声势浩大的讨论。前后共有近百位来自不同国家、不同领域的著名学者参与到讨论中来，两次讨论共形成文章83篇。“如果说，对抗与兴奋贯穿了1983年论争的始终，那么，1993年论战的关键词则是：危机、反思与整合”。[3]纵览他们的讨论，可以发现他们的担忧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传播研究的学术身份缺乏清晰的边界，在很多时候，传播学就像一个“十字路口”，来往的人虽然络绎不绝，但是理论是别人的，方法也是别人的；2.传播研究缺乏一个可以统领全局的研究范式，经验研究与批判研究的相互斗争、各种传播理论的层出不穷，都显示了传播学尚处于寻找范式的“前范式”状态；3.虽然冷战已经结束，但是意识形态和方法论的斗争并没有因此而停息，从而使得传播研究持续处于分裂状态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