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信任对城市外来人口社会融入的影响研究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Social Trust on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Urban Migrant Population

　　作者简介：徐延辉，厦门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福建厦门，361005； 史敏，厦门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博士研究生，福建厦门，361005。

　　原发信息：《学习与实践》(武汉)2016年第20162期 第110-119页

　　内容提要：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关系着城市的繁荣与稳定，对于这个问题学界已有一些研究成果，但是尚未发现从社会信任角度进行研究。本研究从社会信任的角度出发，通过对社会信任进行主成分因子分析，将提取的因子对社会融入的三个维度即社会参与维度、权利平等维度和身份认同维度分别进行OLS多元回归，探讨社会信任对城市外来人口社会融入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政治信任因子对权利平等维度和地域认同具有正向影响；市场信任因子对身份认同具有正向影响；普通信任因子对社会参与具有正向影响；而基于家人、朋友和邻居的人际信任因子对社会融入的三个维度均未表现出显著性影响。文章据此提出从社会信任角度提高城市外来人口社会融入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城市外来人口/社会信任/社会融入

　　标题注释：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社会质量视角下的社会建设研究”(11ASH001)；厦门大学繁荣哲学社会科学资助项目。

　　随着市场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外来人口急剧增加，大量外来人口在城市经历了居住的“集中化”初期阶段，目前已经进入到“常住化”阶段，成为城市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外来人口一方面为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另一方面他们能否融入城市，并通过市民化带动社会结构的良性转变，对于转型期的中国具有重要意义。外来人口融入城市社会，有利于减小城乡贫富差距、协调城乡关系，同时可以为城市发展提供稳定的产业工人。外来人口进入现代化的城市以后，打破了原来基于血缘、地缘关系的信任结构，信任方式也相应发生变化，那么外来人口的社会信任对其社会融入有何影响?这是本文试图要回答的问题。

　　一、文献综述

　　自迪尔凯姆提出“社会团结”以来，学界对社会融入和社会信任的关注从未间断。西方学者对社会融入的关注最初是从移民问题开始的。学界对社会融入的定义经历了从社会排斥的视角到提高社会质量的视角。帕克等人(Park & Burgess，1969)最早定义社会融入，认为它是“相互渗透和融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某个群体逐渐形成对其他群体的记忆、情感和态度，通过共享不同群体的经历和历史，各个群体最终融汇到共同的文化生活中”。奥尔巴和倪(Alba & Nee，1997)则将社会融入视为种族差异的消减以及由种族差异引起的社会和文化差异的消减。在这一阶段，社会融入还处于社会排斥的范畴，将移民作为原社会结构之外的存在，将社会融入视为与结构之间差异消减的过程。欧盟认为，社会融入是确保具有风险和社会排斥的群体能够获得必要的积极参与，人人享有广泛的机会平等和生活机会，全部公民都享有社会福利的过程(欧盟委员会，2004)。很多国家和地区将社会融入作为评价人类生活质量的主要指标，较高的社会融入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发展追求的目标之一(Taylor，2006)。在这一阶段，已不再将移民作为社会潜在的风险因素对待，而是将其视为正常社会现象并将社会融入作为评价社会质量和人类生活质量的重要内容之一。

　　对社会融入的研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将社会融入作为解释变量，解释社会融入对其他社会现象的影响；另一类考察社会融入本身，研究不同群体的社会融入受到哪些因素影响。本研究属于第二类，重点关注社会融入及其影响因素。

　　关于社会融入，已有的研究成果较多，本文主要是从社会学角度考察这一现象。任远、邬民乐(2006)认为，社会融入是不同个人、不同群体或不同文化之间相互配合、相互适应的过程。马西恒、童星(2008)认为，社会融入是指移民在居住、就业、价值观念等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融入城市生活、向城市居民转变的过程，这个过程的进展程度可以用新移民与城市居民的同质化水平来测量。悦中山等人(2012)将社会融入定义为：移民与迁入地社会居民之间差异的消减；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问题，不是私人问题，而是社会现象，是社会结构和个人特质综合导致的结果，涉及国家的户籍制度、流入地的经济结构和居民的行为和态度、流动者的个人素质和经济状态等，已经成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关于社会融入形式，存在多种分类方法。有学者将其分为文化融入、交流融入、行为融入和身份认同(杨菊华，2009)；还有学者认为社会融入应分为情感融入和行为融入，情感融入指个体在群体内的身份认同、价值取向及向群体投入时间、劳务和个人资源的意愿，行为融入则强调人际间社会互动的频率和强度(李树茁等，2008)。朱力(2002)将社会融入分为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和心理层面的融入，认为三种融入具有依次递进特征。

　　关于社会融入的影响因素，已有研究发现，流动人口的个人和家庭状况、社会资本、城市的制度安排因素等都会影响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任远、乔楠，2010)；社会资本理论为外来人口的城市融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解释框架(郭星华、姜华，2009)；交往断裂和社会网络的“孤岛化”是社会融入困难的一个重要表现(李强，2011)；外来人口通常依赖血缘、地缘的社会关系实现在城市的初步适应，而在之后的适应阶段，这种原始的社会资本依然构成外来人口的主要社会关系，与城市市民交集很少，从而在城市社区中形成“二元社区”(李培林，1996；周大鸣，2000；谭深，2003)。已有的研究表明，外来人口进入城市后，虽然工作和生活的空间都在城市，但熟人群体依然是外来人口最信任的对象，传统的血缘和地缘关系是他们在生产、生活和心理方面获取支持的重要载体，当其权益受到侵害、生活遭遇危机之时，熟人群体也是最有可能为其提供保护和帮助的力量。

　　社会信任是社会凝聚和社会团结的价值基础，社会信任的构成及信任程度的高低均会影响人们社会参与程度，因此社会信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社会质量的高低。以往对于社会信任与流动人口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只有少数学者研究了社会信任对流动人口社会流动的影响(高虹、陆铭，2010)，以及社会信任对流动人口求职策略的影响(雷开春、张文宏，2012)。尽管许多研究关注社会资本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影响，但是，作为社会资本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信任对于社会融入有何影响却未引起足够重视。因此，本文采用定量分析方法，探讨社会信任对城市外来人口社会融入的影响。综合以往的研究经验，本文拟从社会参与、权利平等感和身份认同三个方面考察城市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其中社会参与属于行为融入的范畴，权利平等感属于城市社会的政治融入，身份认同属于情感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