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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信息崇拜 解构数字资本主义 ——访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教授丹·席勒
2017年01月19日 06:4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王建峰 字号

内容摘要:不久前,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代表人物、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教授丹·席勒,应北京大学“大学堂”讲学计划的邀请,在北京开展了为期一周的讲学。如果雷蒙·威廉斯在1976年能够为他找到上课的场所,丹·席勒如今从事的可能就不是政治经济学研究,而是成为一名文化研究学者。谈到他的父亲、美国传播政治经济学创始人之一赫伯特·席勒,他坦言自己的研究之路也许是绕了一个大弯才回到他那里。传播学研究绕不开政治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报》:我们知道,您的父亲赫伯特·席勒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创始人之一,您后来也在从事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是否是受您父亲的影响?可是传播学研究却存在一种忽视或者将政治经济学边缘化的趋势,仿佛只有经验和意识研究才是重要的,政治经济学则可有可无。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研究;美国;需要;传播;雷蒙·威廉斯;丹·席勒;信息产业;盈利;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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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前,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代表人物、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教授丹·席勒,应北京大学“大学堂”讲学计划的邀请,在北京开展了为期一周的讲学。讲座的第二场,会议室挤满了听众,不少外校的学者也慕名而来。

  这场讲座的主题是“美国信息传播业的历史考察”。丹·席勒身材高大,在两个小时的演讲中始终保持挺拔站立的姿势;他声音高昂,语速飞快,中间不留停顿。演讲结束后,他坐下听现场听众的提问,看上去有些疲惫,回答问题如喃喃自语,仿佛刚刚两个小时的演讲已经用掉了他的全部精力。不过当他提到他的“学术英雄”雷蒙·威廉斯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他演讲时的热情开始慢慢回归。

  之后,丹·席勒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这位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标杆人物保持着他一贯的批判锋芒,尤其对数字资本主义结构下的产物尤为警惕。他认为信息产业无法帮助资本主义走出危机。谈到大数据,他看到的是背后的权力落差。当人们都在谈论信息过剩时,他却看到还存在一个“信息赤字”。

  在传播学领域,政治经济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曾一度不睦,但丹·席勒对英国著名文化批评家雷蒙·威廉斯却推崇之至。如果雷蒙·威廉斯在1976年能够为他找到上课的场所,丹·席勒如今从事的可能就不是政治经济学研究,而是成为一名文化研究学者。谈到他的父亲、美国传播政治经济学创始人之一赫伯特·席勒,他坦言自己的研究之路也许是绕了一个大弯才回到他那里。

  信息产业无助于资本主义走出危机

  《中国社会科学报》:数字资本主义是您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您提出了数字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最新发展阶段的论断。与上一阶段相比,当前互联网时代的数字资本主义发生了哪些变化?

  席勒:资本主义的基本规则并没有改变,照常存在,比如利润最大化、生产效率、劳动控制等,这些跟之前的农业和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相比并无两样。发生深刻变化的是其运行模式,它的主要盈利来源、投资场所、劳动力技能和大规模销售商品种类都与之前不同。要知道,当前美国单一种类投资最多的是信息通信产业,而不是传统制造业。盈利方面也是如此,苹果公司的财务报告显示,它在2016年一至三季度盈利450亿美元,成为迄今为止最为赚钱的公司,而且它手头还拥有约2350亿美元的现金及流动资产。这种情况在125年前会是铁路公司,之后是美国钢铁公司,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通用汽车,但现在完全不同了,最为赚钱的是信息通信业。

  但是,有些东西却是持久不变的。虽然苹果公司可支配资金达2350亿美元,按说可以投向任何地方,但它为何不去投资呢?因为它找不到其他可以如此大规模盈利的行业。一个盈利最大的公司却无法用手头的2350亿美元去获得更多的利润,体现出资本主义始终无法避免的停滞趋势,它周而复始,每隔一个周期就会出现。这是政治经济学中资本主义不变的特征。

  《中国社会科学报》:有数据显示,信息通信产业已经成为推动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的?

  席勒:其实美国的经济并不完全算国民经济,在政治经济学中,我们认为它是由跨国公司主导的,不是仅限于美国境内的经济活动。因此,当我们谈到信息通信成为美国第一大产业时,需要看到这一背景的核心是跨国资本在全球范围的运作。在信息通信业中,无论软件还是硬件公司,其服务的第一对象是跨国公司。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谷歌、苹果、脸书这些主要面向普通消费者的知名企业,全部都在尝试为企业客户专门研发设备,为他们提供专门的服务,而不是专门为普通消费者服务。这是因为最大的市场需求恰是来自于跨国企业。像微软、思科公司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正是由于全球有几千家跨国企业在购买、使用它们的产品,包括信息处理设备以及软件和信息服务等,而正是这些美国公司的成功让信息通信在美国成为支柱产业。那些跨国企业不仅指美国企业,也包括来自欧洲、亚洲、拉美以及非洲的企业,它们或多或少都在使用美国的信息通信设备。我知道许多国家在试图降低对美国信息通信技术的依赖,比如俄罗斯计划在2020年之前,实现俄罗斯电信企业80%到85%的网络设备都能够从本国企业采购。当然中国也在做这方面的努力。

  然而,根据2010年的一份官方报告,美国在信息通信方面的支出,比俄罗斯、中国、英国和日本加起来还要多。在全球互联网盈利格局中,美国占到40%的份额,远超其他国家。这个比例很有趣,40%而不是70%或80%,它显示出美国虽然在这个行业仍占主导地位,但来自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大家都想从这个新兴的高附加值行业中分得一杯羹。因此,我认为未来围绕这一高利润行业的竞争会更加激烈,经济摩擦和贸易战也会越来越多。而随着互联网行业的不断扩大,比如中国在推动“互联网+”,竞争的范围也会更广。

  《中国社会科学报》:信息产业有助于资本主义摆脱经济危机吗?

  席勒:不会。信息产业只会加剧资本主义的危机,我们已经目睹了它的发生。在2007—2008年那场金融危机中,处于旋涡中心的正是互联网金融。我们并不是说就是互联网金融导致了那场危机,但正是通过这一行业,我们再一次看到了资本主义繁荣与萧条交替出现的发展趋势。除了金融业,这种情况在其他领域同样发生,比如制造业。今天,互联网已经在多个层面深度嵌入制造业,像生产信息系统、机器人、计算机辅助设计等。尽管数字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得无处不在,或者说正是由于其无孔不入,制造业才出现了大量的产能过剩,并酿成了在2008年开始的经济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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