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长安的《中国新诗（1917—1949）接受史研究》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2016）入选作品，它对“五四”以降大半个世纪里中国现代新诗（1917—1949）的接受历史进行细致梳理与分析，搜集了第一手材料，作出数据统计分析，厘清不同历史时期对于新诗的理解、接受状况，敞开不同时期的读者共同塑造现代重要诗人形象的过程，还原“经典”诗歌文本的遴选历程，揭示读者阅读接受对诗人创作的影响及其对现代诗学建构的影响。这部著作从读者接受角度立论，推进了我们对于现代新诗发展史的认识，填补了长期以来系统研究新诗传播接受史的学术空白，可视为中国学术之建立的重要收获。

　　第一，论著从文学批评、选本、文学史著作等层面，对中国新诗的百年传播接受史进行了全面梳理。它勾勒出新诗传播接受的诸种外在形态，研究了传播接受历时嬗变的演进过程，分析其内在机制和话语逻辑，描述新诗人及其文本的遴选、汰选情形，探究新诗传播接受和新诗创作的复杂关系，既有具体生动的个案分析，又有逻辑思辨的综合性的理论提升。在个案分析方面，论著细致梳理了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李金发、戴望舒、卞之琳、何其芳、艾青、冯至、穆旦等现代新诗史上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代表性诗人的诗作接受历史，研究不同时代的读者在新诗发生、发展过程中通过参与作品阐释、遴选等方式，对新诗的内在建构所起的重要作用。在宏观理论研究部分，以诗歌史和审美为立足点，对新诗传播接受之意义生产和经典化现象等，进行了宏观论析与理性反思，认为现在公认的那些现代诗歌经典，是近百年来传播接受与经典化的结果。经典化是多重力量参与完成的动态过程，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批评、选本与文学史著作。批评选择有意味的新诗文本予以解读、阐发，揭示其内在意义；选本在浩如烟海的文本中遴选出供读者阅读的新诗范本；文学史著以“史”的权力，确认重要诗人诗作在文学史上的位置。三者既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特点发生作用，又往往相互合作，形成结构性力量，共同推动新诗的经典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