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自古是中国对外交流的窗口，它融汇中原、荆楚、吴越、巴蜀等本土多地文化，又接受阿拉伯、波斯、日本、欧美等域外异质文化，并在与之碰撞的过程中包容南北、蓄纳中西，熔铸成博大灿烂的广东文化。独特的人文地理，孕育了广东文化和广东人的独特品格。尤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广东作为国家改革开放的试验基地，更引发出创新的热潮，呈现出夺目的文化景观。

　　艺术救国的理想

　  中西合璧的愿望

　　广东美术的百年发展，在民族危难、新旧交替的社会情境中拉开序幕。

　　这一时期，艺术救国的理想，中西合璧的愿望，融汇古今的诉求，让艺术家们的选择带有更多的理性和自觉——岭南画派于此登上了历史舞台。画派创始人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集革命家、革新家和教育家气质于一身，不仅将“五四”新文化运动宣扬的理念，作为民族共同利益，而援引为瓦解僵化教条的武器，也将革命精神作为对待艺术的态度，同时更赋予中国画介入现实的历史使命，在画坛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方人定、黄少强、赵少昂、杨善深等第二代岭南画派的画家，便沿着“二高一陈”所开辟的“折衷”方向继续前行，进而将岭南画派的影响推送至海外。何香凝与岭南画派画家亦有深入交流，她笔下的狮、虎，寄寓着强烈的爱国情怀，表达了振兴中华的拳拳之心。

　　此时，广东画坛影响较大的还有因与岭南画派激烈争论而声名远播的国画研究会。守成抑或改变，实乃关乎中国画发展路向和前途的大问题，所以这场争论成了全国画坛的焦点。值得欣慰的是，双方在旷日持久的论战中，彼此观点不仅有交锋，更相互砥砺和相互促进。如国画研究会的重要画家黄般若、黄君璧，便通过这次论争打开视野，从单纯沿袭传统中跳脱出来，走上创新之路。

　　除了岭南画派的折衷革新、国画研究会的守护国粹，以油画为主的洋画运动此刻也如火如荼。被孙中山誉为“东亚画坛第一巨擘”的李铁夫，是最先到西方学习的“中国油画第一人”。他熟稔古典油画技巧，由形达神揭橥物象本质。与李铁夫的着眼点不同，林风眠和关良更青睐西方现代艺术，虽然他们也创作了不少反映现实的油画，但他们的历史意义更多在于融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理念于中国画，不仅使其呈现前所未有的表现力，还找到了可与西方强势文化对话的民族新样式。留法、留美的司徒乔，对西方绘画的写实技法进行了方法论层面的思考，采用写实加纪实的方法，表现悲情时代，履行人道主义使命。

　　广东雕塑也在此特定历史时期领全国风气之先。陈锡均、李金发、郑可等留学欧美归国后，不仅改变了几千年来中国传统雕塑“师徒相传”的作坊承袭模式，也对中国现代雕塑艺术的发展、中国现代雕塑教育体系的建立，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价值和作用。

　　民国时期的广东，高标民权、广揽人才。左翼美术家们正是借助此开明环境，自由开展艺术活动，充分表达文化态度。从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的10余年间，广东的左翼美术阵营由向外输出到分流，最终在广州、香港集结壮大，完成了自我更新的过程。大量优秀的左翼美术家云集于此，以开阔的视野和天才的灵感进行艺术实验，一派蓬勃朝气。广东左翼美术中最重要的是木刻版画，正是其奠定了广东版画在中国现代版画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且成为中国现代美术构建的成功案例。木刻家们早先学习唯美主义、模仿表现主义，简单而直白；后服膺现实主义，理性而客观。他们一方面吸取西方技法并努力融进民族形式，追求构图简洁、动态劲拔、对比强烈的审美风格；另一方面则从现实出发，由遭遇切入，将日常生活中看似无意义的场景直呈画面，把内心的深刻沉思通过客观叙述加以凸显。换言之，木刻家们运用中国传统艺术特征来表现当下社会情境，因此创造出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新图像风格。这种新图像风格植根于其诞生的热土，代表着那个时代最先进的思想，既没有传统的腐朽气息，也没有生硬的西洋痕迹，完全是画家心灵锻造过程中凝练出的成果。如李桦、陈烟桥、唐英伟、黄新波、古元等画家，就是通过新图像风格作品，对现实社会的认识深度、情感态度和艺术向度，进行出色表达的重要代表。